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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情细节，而只有制作的细腻。

情节是天使；细节是魔鬼。

天使往往不太超出我们的想象，一旦出现，我们接着能预料到怎样；魔鬼却是千般百种的，总是比天使给我们的印象深得多……

我曾鼓励我的选修班的同学写校园爱情。校园里既然广泛发生着爱情，为什么不鼓励写呢？几名女生也写了，写得很认真。但我又不知如何看待，连意见也提不大出。因为我此前没思想准备，不知校园里爱情也进行得如火如荼；不了解当代学子的恋爱观；甚至也不了解诸位都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幽会……

所以在指导校园爱情文本写作方面，我很惭愧，自觉对不起我的学生。但以后我会以旁观的眼注视大学校园里的爱情现象。旁观者清，那时我或会有点儿建议和指导什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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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写作与现实生活之关系

若细想来，这个问题仅从字面上咀嚼，反而会咀嚼出那么点儿不近情理来。因为一个显然的道理是明摆着的——没有一个活着的人竟不在现实生活之中；正如没有一条活鱼不在水中。

问题的真正意思是这样的——写作之人应与现实发生怎样的关系？紧密一些好还是疏远一些好？或曰“出世”一些好还是“入世”一些好？——问题或可以用另外一些话语提出，但问题的实质无非便是以上的意思。

我看首先我们得承认——写作之人是分为两类的。一类是亲近写作，但仅作为“业余爱好”。即使爱好一生，却又尽量地并不使写作这一件事变成了与自己人生“焊”在一起的那么一种关系；另一类人则不同，写作几乎已注定了成为自己的职业，即使也曾打算“跳槽”都不知该跳往何处了。而且，写作这一件事明明的已与自己的人生“焊”在一起了，只有用硬性的外力才能分开。比如我这样的人。我从文学的“界”跳槽到教育的“界”，还是一心情愿地教“文学欣赏与创作”；而且，还是不能放下笔不写。只不过因为身体的原因，明智地也是克制地少写一点而已，好比自己将自己送入文学的“戒毒所”。

对于第一种人，我认为，以上问题，不成其为什么问题。他和她想怎样都不影响自己的写作。因为社会和别人，是无权对他们和她们的写作有什么要求的。那完全是他们和她们自己的事。

对于第二种人，则没第一种人那么幸运了。因为他们和她们已被公认是“专门”的写作之人了；时代、社会和别人，对于“专门”的写作之人，往往总难免多多少少地有些期望有些要求的。好比在自己家里偶尔下厨一显身手，款待的是亲朋好友，这是一回事；而挂出了牌匾，领了执照开业，印制了菜谱，每道菜标出了价格，这就是另一回事了。这就是“专门”的厨子了，人们理所当然会对“专门”的厨子有要求。“专门”的厨子们也会自己对自己有要求，那要求良好的一面是怕对不起食客。

即使对于“专门”的写作者，其与生活的关系，我觉得也是应以自由的状态为好。即其想与生活的关系紧密一点儿，那就随其那样；忽而他又觉得疏远一点儿才对，那就也随其那样。总而言之，社会、时代和喜欢读文学作品的人们，给予“专门”的写作者们的自由越大，“专门”的写作者们对社会、时代和喜欢读文学作品的人们的回报越多样化一些。

比如鲁迅和林语堂、徐志摩吧——鲁迅在其所处的时代，面对千疮百孔的现实，乃是“严肃文学”的鼓呼者。他曾劝林语堂不要浪费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写什么“小品文”；对徐志摩之写作一向的轻巧流丽，也是不屑的。但构成林语堂这样一位文人的全部生理的和文化的“基因”，决定了林氏不可能也对文学取着与鲁迅同样的理念，不可能对现实生活取着和鲁迅同样的观察、态度和立场。非要求他那样一个“专门”的写家一定得像鲁迅一样，那太难为林语堂了。林语堂很固执，没听鲁迅的劝，所以我们今天有林氏“小品文”及美文可读。鲁迅更固执，所以今天留下了当年不同于别人的鲁迅的杂文。而徐志摩也不仅仅风花雪月，他还写过《青年运动》这样的社会论文，还写过《列宁忌日——谈革命》这样的政治论文，尽管他的政治观点和立场在当时看来很不革命。目光再往回望得远一些，比如辛弃疾吧，当代之中国亲诗近词的人，谁不知他的《破阵子》呢？“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列舰耸高楼”、“投鞭飞渡”、“剑指三秦”，谁不道他的词有金戈之声，铁马之势呢？那些军旅佳词，皆是辛弃疾与他所亲历的某一段生活的关系的明证。显然，他与那一种生活的关系是非常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