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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陈锦江：《中国晚清的商人、官吏和近代企业》，第　15—25　页。

① 何炳棣：《扬州的盐商：18　世纪中国商业资本主义研究》，《哈佛亚洲研究杂志》，17（1954　年），第

130—168　页。

② 陈锦江：《中国晚清的商人、官吏和近代企业》，第　6　章《国家控制与官方主办人》。

③ 周策纵：《五四运动：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革命》，第　380　页。

① 艾蒂安？巴拉兹：《中国的文明和官僚政治：一个主题的种种变奏》，第　44　页。费惟恺：《中国早期的

工业化，盛宣怀与官办企业》，第　242　页。伊懋可：《中国昔日的模式》，第　284—301　页。S。A。M。阿谢德：

量我们也只能像　Ｅ．巴拉兹那样指出：在许多个世纪中，商人阶层的兴旺都与

国家权力和官僚主义的束缚的减弱同时出现。但是，一旦占主导地位的政治

和意识形态的秩序受到削弱，从而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它或迟或早都会为随

着这种减弱而发生的动乱所扼杀。因此，对于具有瘫痪作用的帝国权力与儒

教权力，唯一的替代物似乎就是具有破坏性的无政府状态。

１９　世纪末　２０　世纪初资产阶级的勃兴，是由官僚主义束缚的衰落（它释

放了商人们的能量），以及相对安全而有秩序的孤岛即“租界的庇护”（这

种庇护保存了商人的能量）同时存在而引起的。①尽管居住在租界里的中国商

人受到二等居民的待遇，长期被剥夺了参与城市管理的权利而又必须纳税，

但也因外国人的存在而受益。租界里的巡捕，必要时为从外国居民中招募的

志愿军所加强，保护了这些条约口岸不受动乱与　１９　世纪末以来各省连年不断

的小规模叛乱的侵扰。并不是说租界里的这些武装力量有什么了不起，而是

来自停泊在各个主要港口和在长江里上下游弋的炮舰的威胁，足以保持这些

“国中之国”的和平。在这种和平的保护下，各种公共事业（海关和邮政）

引进了公正和正规化等行政优点。那些“模范租界”所提供的公用事业，如

廉价的民用和工业用电、自来水、电车和电话，完全可以和西方的大城市比

美。但是中国的精英们最希望从租界中得到的，似乎还是他们的货物及自己

人身的安全。他们将财产委托给外国银行，其保险库是北京政府永远无法打

开的；而为了反抗帝国官吏的高压政策，他们还可以向会审公廨提出申诉。②

外国人为了本地区的商业利益，希望保证其正常发展而不受政府当局的干

扰，导致上海工部局于　１９０２　年提出，在原则上任何租界内的中国居民未被会

审公廨审判定罪之前，均不移交给帝国当局。在　１９０３　年的“苏报案”中，这

一原则得到了具有象征意义的证明，当在南京的两江总督要求立即引渡激进

的反满新闻记者的时候，工部局中的英国多数派对会审公廨施加压力，要求

按西方法治原则审判，结果只判处了短期监禁。③

由于受惠于这些租界发展成的国际飞地，反抗帝制政权的斗争和资产阶

级的形成齐头并进，互相加强。

《现代中国早期的一次能源危机》，《清史问题》，3。2（1974　年　12　月）。

① 详细的分析，参看　M。克莱尔？贝热尔：《“另一个中国”：1919　至　1949　年的上海》，载　C。豪编的《上

海，一个亚洲大城市的革命和发展》。

② 费惟恺：《外国在华的存在》（本书第　3　章）。

③ 约翰？勒斯特：《苏报案：中国民族主义运动早期的一段插曲》，《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学报》，27。2

（1964　年），第　408—429　页。

１９１１　年：不明显的资产阶级革命

１９１１　年真有一次资产阶级革命吗？

让我们首先抛弃一种或多或少被广泛接受的假说：１９１１　年的革命不是一

次资产阶级革命。在　１９４９　年胜利的前夕，中国共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