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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相对比较容易成名成家（在新文学初萌的岁月，庐隐能拿起笔，是多么幸运）……这些几乎是我国首批次的女大学生，在新文化汹涌而过的时代浪潮中，可以说是占尽了先机。

那缘何苦闷？这种“时代的苦闷”，仿佛一团烟雾，缠绕在一代女学生的心头，它是否具有普遍性？它又为何偏在庐隐的笔下，格外浓稠？

庐隐出生在一个落魄的官僚家庭，父亲早亡，自小随母亲投奔北京娘家，十三岁考入女子师范预科，毕业后辗转于安庆、开封教书，后又考入国立女子师范大学国文科当插班生。

庐隐的求学路，不可谓之不幸运。“父亲”这一形象的缺席，一方面让庐隐自小，就相对缺少父爱，可从另外的角度看，父亲，这一封建家庭最高执掌者的不在位，也无形中削减了庐隐“反封建”的难度，从而给了她的人生，不少自由（庐隐的每个人生重大选择，几乎都是自己在做决定）。这种自由一经放大，同某种固执和任性相混合，不经意间，便造就了庐隐的奇妙人生。

有人说，养不教，父之过。可就算父亲不在，不是还有母亲在、兄长在吗？他们不照样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庐隐的人生？最起码，上不上学，去哪就业，同谁结婚，这些方面，还是有发言权的。的确，母亲在，兄长在，他们原本可以顺势顶上，成为“封建家长”，帮庐隐做决定。

从庐隐的自述中，我们可以知道，庐隐从小似乎很苦，对于旧式家庭，她并无多少好感，而她与母亲的关系，仿佛也不是那么融洽。

但不容我们忽略的是，庐隐是个以浪漫风格闻名的女作家，她在写自述的时候，难免会带上过多庐隐式的“苦闷”，庐隐式的自我抒发，特别是对于早年自我经历的叙述，我们不能说其违心，因为她的确是从自己的真实感受出发，我手写我心的，但我们不得不考虑的，是当时的整个社会环境……新文化新道德冲击旧文化旧道德……庐隐在多大程度上，受社会思潮的影响，才更加对旧家庭抱以“恶感”，这难说。

庐隐命定似的考入女子师范预科。虽然从已知材料看，这是庐隐的兄长起了某种决定性的作用（鼓励她投考，而非按照母亲的意思，让她继续在教会学校就读），但庐隐的人生，从这个时候开始，已经是处于一种“无父”的状态。

家庭内部稳固强势的“父……子”模式，在庐隐的人生关键期，没有建立起来，而取父亲而代之的母亲，作为家庭的首脑，对庐隐的影响却非常有限，人生重大决定权，一下子都摆在庐隐的自己手上。虽然庐隐一直吐露自我的苦闷，彰显她和母亲的不佳的情感联系，但实际上，家庭内部反封建这个工作，庐隐并不需要做。相对于同时代的女儿们，庐隐有着太大的自由，母亲可能会对她的匆促的人生抉择不满，但到底没有力挽狂澜。恋爱、工作、结婚，母亲虽然有过反对，但大多听之任之，上了女子师范的庐隐，仿佛一匹脱缰的野马，一只掉线的风筝，一阙流浪的浮萍，即将开始走自己的路。　。。

庐隐：所谓自由（2）

17岁那年，庐隐遭遇了初恋。对象是姨妈远方的表亲，叫林鸿俊，年近而立。他留学日本，半途归来打点家事，哪知有重大变故，有来无回，穷困潦倒，只能到北京投亲谋生。

这时候的林鸿俊，可能算不上多优秀的人才（按现在标准，三十了还没毕业，除非是博士），但他到底接受过一些新思想的熏陶，加之对于文学的爱好，他和庐隐便有了交流的平台。《断鸿零雁记》、《玉梨魂》这种凄美爱情故事，最能打动少女心。

庐隐时年尚幼，情窦初开（未必真正知道情为何物，但她已经知道争取恋爱自由权），为恋爱冲昏头脑，毅然要和林鸿俊在一起，加之其性格反叛，母亲始一反对她同林鸿俊的交往，她更是偏要把爱情进行到底。

所谓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母亲的反对，更多的是为女儿的未来着想，是人之常情。试想，没钱，没家底，年龄又大，前途未卜，空有一腔浪漫，这样的男人，能不能要？说白了，嫁给他，图什么？鲁迅先生都说，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爱情太虚无，年轻人，一旦陷入爱情至上的情感漩涡中，在爱情里找人生的意义，往往最终吃苦的，是自己。

从这第一次的恋爱，我们就可以隐约感觉到，在恋爱这件事儿上，庐隐始终让自己保持着一个反抗的姿态。这姿态里，有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勇气，当然也有一种奇异的固执。现代心理学所谓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效应，放到庐隐这正合适……家长愈反对，恋人的爱情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