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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形成的重视教育的风气不仅造就了一大批缙绅官僚，也为徽商造就了大量具有相当文化基础的商业人才，从而提高了徽商集团的文化品位和徽州人的整体素质，而有了一定文化品位的徽商集团，又更自觉地去重视教育，从而形成了徽州教育的良性循环。

徽商对子弟业儒无不寄予厚望，有的家族明确规定，对族中聪颖好学的子弟，无力从师者必须给予资助，并将此列入家典，世代遵行。徽州在这种重视教育、重视人才培养的风气下，出现了大量人才。这是徽州异于其他商帮之处，也是徽商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

由于重视智力投资，徽商掌握了一定的文化知识，能够做到冷静地分析市场形势，分析自然和社会诸因素对供求关系的影响，从而在进退取舍之间不失时机地做出正确的判断。

例如清代的盐场，以两准盐场产盐最多，盐利最厚，因此淮盐的专卖权便成为许多商帮竞相逐利的对象。而清政府在考察任命两淮总商时，规定堪当其任者应具备两个条件：其一，“于商人中择家道殷实者”，即“资重引多”的富商；其二，“于各商中择明白晓事者”，即“推淮商之干敏者以录有司之事”，也就是说要有一定的文化知识、能力和办事干练的人。徽商之所以能够垄断两淮盐业，与其中不乏“谙于盐法，利弊周知”的人才是分不开的。

以儒商风度交结达官显贵

官贾儒三位一体

在中国封建社会，等级秩序为“士、农、学、商”，“商”居四民之末。徽商即使挣了再多的钱，如果这家里没有人读书做官，也总觉“矮人一头”。因此，即使是最成功的徽商，还是把“读书”放在第一位。有钱的徽商重视子女教育，读好了书去做官，纵然没考上，对做生意也有很大帮助。徽商为生存和竞争考虑，贾仕结合，通过攀迎封建势力以改善环境，因而具备官贾儒三位一体的重要特征。

以儒商风度交结达官显贵

徽商对读书入仕看得很重，从明中叶到清咸丰时，徽商子孙中读书、做官、经商已成为三位一体的局面，他们由儒而商，由商而官，官商互济。深厚的新安传统文化所蕴育出的徽商，作为一个整体文化素质较高的商帮，他们在商业活动中大多自觉用儒学思想来规范自己的经营活动。

在徽州可以见到中国最强盛的宗族观念，直接表现就是大肆修建祠堂和牌坊。其中最有名的是许国牌坊，俗称“八脚牌楼”。许国是明万历年间的武英殿大学士，做过太子的老师。这座牌坊建造得巍峨壮观，雕饰华美异常。明嘉靖年间由举人入仕的胶州刺史胡文光被恩许建造的牌坊上面雕饰着32面圆形花盘。另外，丞相状元坊，父子大夫坊，三元坊，汪氏世科坊等一座座家族功名坊，都象征着读书入仕“衣锦还乡”给家族带来的荣耀。

歙县雄村曹家就是个极端的例子。曹文植、曹振镛父子都做到一品尚书，曹氏父子发达后，他们的父祖都受到朝廷的封赠，被称为“四世一品”。因为曹振镛做过清道光皇帝的老师，他的家族便控制了两淮盐务，牟取暴利。这是一个腐败官僚的形象，可在他的家乡，依然备受推崇。

徽州是朱熹故里，受这位乡贤的影响，这里“儒风独茂”，人才辈出。在这种氛围中崛起的徽商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他们把贾和儒紧密地结合起来，形成一种“虽为贾者，咸近士风”的儒商品质。徽商这种温文尔雅的儒商风度，为他们的成功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帮助。

隋唐以后，官员的选拔一般要通过科举考试，明清尤其如此，故官员的文化素质还是相当高的。身为儒商的徽商自然比较容易与这些官员找到共同语言，从而为他们之间的“钱势之交”找到突破口，为徽商攀援政治势力提供了黏合剂。

每到一处，徽商总是与当地的封建官员宴酒谈笑，诗词唱和，一派意气甚投的样子。如歙县商人梅仲和“弃儒服贾”去苏州做生意，与当地的士大夫相交默契。苏州当时是异常繁华、富庶的国际性商业城市，商品经济发达，同时也是达官贵人集中之地。梅仲和学识渊博，温文尔雅的气质博得了官员的青睐，竟有很多官员“慕公名”，亲自登门拜访梅仲和，这给梅仲和赢得了极高的声誉。

徽商与达官显贵们“相交甚欢”，对他们事业的发展自然是大有裨益的，不仅可以获得这些封建势力的袒护，还可以与他们相互“提携”，共谋“生财”之道。徽商结交官宦以至天子，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