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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以义取利既体现了徽商对中国传统伦理原则的恪守，又反映出徽商对“义”、“利”辩证关系的深刻领悟和具体把握，从而赢得了广阔的市场和弥久不衰的声名。徽商在数百年经商历史中的实践证明，见利思义、诚信为本的经营思想，对于我们今天规范市场经济行为，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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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信接物，童叟无欺

讲究商业信誉，是徽州商人崇奉的信条，所谓“经营信为本，买卖礼当先”，“买卖公平天经地义，童叟无欺诚信为本”便是他们在商业实践中的经验总结。由于在经营上徽商坚守“不欺”二字，注意与消费者之间建立互惠互利的长期关系，不做“一锤子”买卖，从而营造了“财源茂盛达三江”的商业繁荣格局。

信誉是中国人处事立业的根本，是人际关系的重要准绳。“谨而信”，“言而信”，“言必信”，“信则人任焉”，这些格言警句一直是中国人立身行事的指南。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徽州商人，恪守“信誉”二字，并自觉地将信誉贯彻到商业交往中去，在经商过程中树立起牢固的信誉观念。在商业经营中，徽州商人大多薄利多销，货真价实，讲究信誉，甘当廉贾。

赚钱、求利是商人的目标，徽州商人当然也不例外。但徽州商人往往怒斥那些乘人之危、牟取暴利的“贪贾”，而以“廉贾”为榜样，持价平实，以薄利多销的手段获取合理、正当的商业利润。这样，徽商便赢得了信誉，占领了市场，得以发财致富。

清代嘉庆时歙县商人鲍直润曾说：“人人都有占便宜的心理，如果经商者一味抬高市价，使顾客觉得自己吃亏，那么顾客就不会来买你的东西，最终商人也就会失去顾客，失去市场，这是不善于经商的人所使用的方法。”这是徽州商人在长期的经商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经验之谈，与现代商业心理学的观点也是相吻合的。因为从经营的角度来看，商家与顾客的关系是互惠互利、相互依存的关系。

徽商在商业交往的过程中，重然诺，守信用。凡借贷银钱，收取存款，或为他人做事，或答应过别人的事情，徽商中的正直者都守信不渝。正因为如此，所以当时的官府衙门、朝廷官员、地方士人百姓都乐意向徽商提供贷款，或者将存款交给徽商经营生息，其他商人也愿意与徽商合作，从而使得徽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左右逢源。

在商业经营中，有人靠欺诈生财，有人靠诚信致富。大多数徽商在商业活动中能够做到诚信不欺。歙县商人吴南坡在商业经营中贯彻“人宁贸诈，吾宁贸信”、“宁奉法而折阅，不饰智以求赢”的原则。他童叟无欺，市不二价，尤重信誉，所以其出售的货物如同今天的“免检”产品，赢得了顾客的信任，商业经营大获成功。

清代婺源茶商朱文炽在广东经营茶叶生意，每当出售的新茶过期后，他总是不听别人的劝阻，在与人交易的契约上注明“陈茶”二字，以示不欺。这样的例子，在徽州历代的史籍里俯拾可得。胡仁之大灾之年不为“斗米千钱”所动、平价售粮的举动。胡庆余堂悬挂的由“红顶商人”胡雪岩亲笔题写的“真不贰价”匾和“戒欺”匾额，无不彰显了徽商诚信的品格和着眼长远的良苦用心。这些事迹都使徽商“诚信”的风格得以彰显。

在胡庆余堂的大厅里，“戒欺”匾黄底绿字，正对着药店坐堂经理的案桌，朝里悬挂。匾上的文字是胡雪岩亲自拟定的：“凡是贸易均着不得欺字，药业关系性命，尤为万不可欺。余存心济世，誓不以劣品巧取厚利，惟愿诸君心余之心，采办务真，修制务精，不致欺余以欺世人。是则造福冥冥，谓诸君之善为余谋也可，谓诸君之善自为谋亦可。”

这块别出心裁的匾额既标榜了胡庆余堂的经营宗旨，又给顾客以诚实可信的印象。经过多年的发展，胡庆余堂“胡记”招牌成为与北京同仁堂并驾齐驱的“金字招牌”，深受广大顾客的信赖。时至今日，胡庆余堂的招牌仍高高地悬挂在杭州城里。

徽商通过诚信建立起良好的商业信誉后，往往十分珍惜，极力维护这种信誉，看得比金钱更宝贵。清代黟县商人胡荣命在江西吴城镇从事商业经营50余年，因童叟无欺、讲究信誉而名声大著。晚年，他罢业还乡，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