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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更清楚这批券在上海的价格已达１２０元左右，也就是说，即使答应对方的开价，这笔买卖的差价也有２５０多万元，如果压在库里，到期兑付连本带息为２　７００万元，我们资金占用实际年收益率达２５％以上，扣除资金成本，其实际收益在５００万元以上，远远高于当时其他投资的收益。

考虑到这些，我让对方稍等，容我们商议一下再作答复。我当即把这一情况以及个人分析向公司总经理李志道作了汇报，获得了他的支持，并决定不讨价还价，直接答应了对方的开价。对方听了我的答复很是高兴，问我们什么时候能去，我答应当天下午即派人携银行承兑汇票飞过去，对方对我们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这么大的一笔交易作出决策，甚为惊讶和佩服。

《荣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　第二章（9）

今天，证券行业赚钱比较容易，几百万元不算什么大钱。但当时，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的证券业务是全国知名度最高、规模最大的，１９８９年也只有１２０多万元的收入，一笔买卖能赚几百万元，当年就算大买卖了。我当即召*议进行安排，下午派出两个人飞赴该省进行前期接洽，我和工商银行上海分行保卫处的人第二天到达。

第二天，我们到达时，先期前往的同事们已在那家信托公司的金库里清点整理打包那批国库券了。１９８６年发行的国库券面值分5元、10元、50元、100元4种，当时那家公司卖给我们的不少是小面值的券，１　８００多万元的国库券足足装了10个麻袋和15个纸板箱，共计25件。

这批国库券必须运回去，怎么运回去？问题一下子摆在我们面前。大家都认为民航最安全，可是按规定，现券押运时装现券的箱包不能离开押运人员的视线范围，这么多的行李不可能随身携带，作为行李托运既不符合要求也不安全。有人建议，可以向当地航空公司包一架小型货运飞机运回。我为此去航空公司咨询此事，对方称可以提供专机，费用也不算贵，大概3万元左右，但是人家告诉我，由于是小飞机，当天到不了上海，晚上停飞，中途还得在其他机场过夜，过夜时，他们也不能保证我们托运货物的安全。

我把大家提出的各种方案逐一比较，最后决定还是走铁路。通过铁路走，最大的问题还是如何确保安全。那阵北方省份正闹“东北虎”，一批东北籍的歹徒在铁道线上为非作歹，猖狂一时。我为此请求当地工商银行保卫处支持，他们欣然同意，派出几位经警协同我们押运这批特殊货物。

在铁路部门的支持下，我们在火车上作了精心部署。货物放在行李车厢，轮流派人携带武器在行李车厢看护。此外，在距行李车厢最近的软卧车厢，我们包了两间休息房间，三人一批，两小时一换，轮流值班。每10分钟，软卧车厢与行李车厢之间通过对讲机通一次话，如有异常，立即增援。从当地到上海，火车运行时间为36个小时。因为不放心，我大部分时间是在行李车车厢度过的。冬天的东北，室外气温低至零下20摄氏度左右，行李车厢没有取暖设备，冷得厉害。我们为此准备了好多军大衣，值班人员几乎是埋在大衣堆里。公司同去的同事们从未接触过武器，拿着纯属摆设，于是，保卫处几个小伙子在行李车厢里当起了教官，教了这个教那个。一路上有惊无险，平安抵达上海，行里的运钞车早早等在车站的月台上，总经理李志道等也破例在车站迎候。此后不久，国家对信托投资公司的撤销决定有所松动，北方那家信托公司也保留下来了。那家公司老总一见到我就说：“这一折腾，给你们赚了好几百万！”

对那次经历，朱德明有这样的回忆：

12月的北方，大雪飞扬，滴水成冰。人的眉毛挂霜，呵一口热气也会变成冰雾。我们一个个虽然身穿借来的皮大衣，但除阚总外，我们几个初到北国的人怎么也感到无法抵御寒冷。

先是点数国库券数得天昏地暗。麻袋装好了，什么时候走？怎么走法？都是在极为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也绞尽脑汁。本来特别想搭乘飞机回来，但保卫处的同志从当地人行借了几把枪，带武器不准上飞机。我们又想干脆租一架军用飞机，但军用飞机不可能一下子飞到上海，沿途要停几次，安全有保障吗？我们又打算包几间软卧包厢，但装国库券的麻袋体积太大，不允许上软卧。

《荣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　第二章（10）

最后，只好跟当地铁路局及铁路公安局派出所商量，把国库券放到前头行李车上，派人拿着枪日夜轮流值班，生怕“东北虎”组成的“铁道游击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