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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臣之道是管子理想中的官僚管理制度。既需要以诚对上，又不拉帮结派；既可以竭能治事，还可以不辞于死；此外还必须是受禄合适，具有大公无私的为官品德。这显然过于主观了，也太理想化。所以，管子的主张一言以蔽之，就是“使法择人”。不过，用人标准仍然强调了道德为先，选拔程序也被后世历代专制王朝所仿效。

管子对各级官吏各有标准。他在《立政》中列出了四种标准，“一曰大德不至仁，不可以授国柄；二曰见贤不能让，不可与尊位；三曰罚避亲贵，不可使主兵；四曰不好本事，不务地利而轻赋敛，不可与都邑。此四固者，安危之本也。”无非是卿相必须大德至仁，而朝廷大臣能够见贤就让；将帅能够罚不避亲贵，一视同仁；地方长官能够不计较加官晋爵，好农事，务地利，轻赋敛，惜民力。――如此按官吏等级来要求官员，其强调的是道德，是符合官僚管理的，但未必能做到客观。萧公权先生认为，管子的用人标准是“爵禄无假”，即官吏的能耐要符合其本身的职位与薪俸。实际上，管子是从道德、成效、能力三个方面来说的，“君之所审者三。一曰德不当其位，二曰功不当其禄，三曰能不当其官。此三本者，治乱之原也。故国有德义未明于朝者，则不可加于尊位；功力未见于国者，则不可授以重禄；临事不信于民者，则不可使任大官”。

选拔官员的过程大概有两种，一是乡里察举。――这是前所未有的制度，即使荀子也没有提到过。其过程，管子也说得很清楚，“凡孝悌、忠信、贤良、俊才，若在长家子弟、臣妾、属役、宾客，则什伍以复于游宗，游宗以复于里尉，里尉以复于州长，州长以计于乡师，乡师以著于士师”。――这是乡里自举之制。二是君主察问。――类似于后世的皇帝殿试。君主亲问乡属德才之士，“宣问其乡里而有考验，乃召而与之坐，省相其质，以参其成功成事，可立而时设，问国家之患而不疚”。――这是君主察问之制。对于贤良特异之士，估计也是一气呵成。察能授官，择之以法，然后任之以法。

管子特别在意的是君臣之间权职的划分，“主画之，相守之。相画之，官守之”；而且对各自的职能也做了较为明确的界定，“论材量能谋德而举之，上之道也。专意一心守职而不劳，下之事也。人君者下及官中之事则有司不任。为人臣者上共专于上则人主失威”，“上之人明其道，下之人守其职，上下之分不同任而合为一体”，如此则君身不劳，臣得尽力而国之诸务皆举矣。话虽如此，但不是每一个君主都能做到，齐桓公就没有听从管仲临终前的嘱托，除掉易牙、竖刁、堂巫、公子开方，四人后来犯上作乱，齐桓公落得死后数日无人收尸的下场。

管子对于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官制也有一些阐述，但前后言论不尽一致，估计是当时的现实状况就是如此，地方与中央已经露出了分庭抗礼的苗头。譬如“乡与朝争治”，“朝不合众，乡分治也”，“有乡不治，奚待于国？”正因为他的官制重视地方分治，所以他对地方官吏的名目与职责也规定得较为繁琐。此外，从管子的言论也可看出，在他的想象中，君主仍然是封建天下的君主，而不是专制天下的帝王，“欲用其祖国使为天下共主”，而且还是“天子出令于天下，诸侯受令于天子”，可见管子身处春秋时代诸侯渐欲分裂之时，齐国虽为五霸之首，但他期望恢复的还是周代强盛之时的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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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商韩：尊君权，任法术（1）

法家思想到了战国时代已经影响较广，商鞅时有了严格的法治思想，而后来的韩非则是法家的集大成者。商鞅与韩非的思想已经相当可观，遗留的文献也最为丰富，堪称法家的代表。

商鞅喜好刑名之学，曾经在秦国以变法著称于世，十多年间道不拾遗，世无盗贼，所谓家给人足。后来被告谋反，处以车裂而死。韩非也喜好刑名法术之学，少时与李斯就学于荀子门下。后来出使秦国被留用，遭到李斯等人的诋毁，屈死于狱中。其时离秦灭六国不过十二三年。商韩之死，相距百年。法家功利之士多半死于非命，即使是春风得意的李斯也难逃此劫，害人以害己告终，被腰斩于咸阳，不到两年，秦帝国也随之覆灭。

尊君重国是法家思想的极致，也是专制天下前夕流布于诸侯各国的功利之学。既非创自于一人之手，也不是一蹴而就。春秋战国时代，维系宗法社会的纲纪伦常已经失效，诸侯争强，攻伐兼并已蔚然成风。然而，侵犯邻国与防御来敌都有赖于国家富强，法家手段较儒家更为强硬，也容易被君主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