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部分(第3/4 页)

所开创的郡县制度恰恰就如许倬云先生所说是树形网络。郡和县都直属于中央，郡县制之下，初期也能雷厉风行地贯彻中央政权的政策，中央派驻地方的监察官――刺史久而久之也会有地方性，往往会壮大地方政府的力量，一旦其足够自主，有自己足够的资源，拥兵自重之后就会寻机独立出去，或者像陈胜、吴广那样的民间力量从地方上揭竿而起，打乱地方政府的阵脚，星火燎原之后同样会使中央政权面临覆亡。

商韩为代表的法家思想自战国时代就登上了秦国的政治舞台，几乎独领风骚。道家一贯高调宣扬其高蹈避世的理想，可以为个人的自由而自行隐匿；儒墨等其他各家竞相游说列国君主，卖力兜售之后仍然没能跻身于主流地位，仓皇不已。倒是秦国在商鞅的两次旨在严刑峻法的变法之后国力大增，此后一举荡平其余六国，稳定数十年。然而，法家的尊君重刑之术要么像商鞅那样造就路不拾遗、山无盗贼、国力富强的局面，要么就像李斯那样导致严刑暴政、生灵涂炭、暴民四起的乱象，因为君主仍然凌驾于国法之上，其意志就是法令，只有人民深受其害。如果法家思想碰上了嬴政那样还算英明也有点肚量的君主，那么国家的确可以苟活几年；但如果恰巧碰上的是秦二世那样的昏庸角色，那么王朝的覆灭就仅仅是迟早的事了。

儒家：君子教化

西周之时，姜太公的“为国之大务”是“爱民而已”，不过，“善为国者驭民，如父母之爱子，如兄之爱弟。”――爱民也是有目的的，那就是治国之术的现实考虑。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九、教化为上――中国政治文化传统的底色（2）

墨家是平民化的孔学，其治国之术要求君主力行节俭，兼爱，非攻，尚贤（任人唯贤）尚同（“一同天下之义”）是其为政之本，欲以平等思想颠覆宗法世袭制。“墨子之门多勇士”，墨子任侠，崇侠尚武、骁勇善战是其理想人格，堪称是平民典范，也有人戏谑地称之为具有“黑社会”性质的团伙，战国时也曾经是显学之一，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逐渐消失于世。

道家擎举的是个人自由的旗帜，天马行空，洒脱无羁，既指斥儒家仁义从政的虚伪，也对法家的刑名之术深恶痛绝，只在乎个人的解放，所以后来可以成为文人学士落魄时疗伤的心灵鸡汤。对于功利之士来说，道家思想只是一种精神上的慰藉。尽管道家后来衍生出了各种流派，甚至也有了道教，但还是只能在国人的心灵深处占有一席之地。

枭雄乱世之时儒家显得太过迂腐而无人问津，因为道德层面的理念总是难以细化为较为客观的管理制度，而以道德来衡量士大夫难免会走向它的反面――虚伪，不像法家的刑名之术那样可以律令见世。从春秋到战国，再到秦始皇一统中国，以及汉初的数十年间，儒学在君主的眼里不过是一种摆设；而到了国家安定时期，儒家就被抬高到了无以复加的地位，因为儒家治国之道有利于控制天下百姓的思想，而且有利于政府政权的传承与稳定。

儒家的仁义思想虽然看起来不错，但它对于民众总是有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孔子一向秉承周礼，认为“民可使由”、“庶人不议”，“惟上智与下愚不移”，可见，他心目中的民众总是低人一等的，并且觉得自己要培养的是君子，私下里更是鄙视躬耕农桑之事，并没有承继以前的民本思想，至少是没有明确的宣言，所以他觉得民众是需要君子来教化的。儒门之后，孟子的民贵君轻之说虽然在后世赢得了深远的回响，但总是出于劝谏君主、尊王黜霸的动机；荀子则宣扬人性之恶论，以礼教化民众也是他的主旨。

儒学在汉武帝时奠定了独享其尊的地位。此后又在唐代得以复兴，以韩愈、柳宗元为代表，所谓“文以载道”的“道统”；到了宋代，儒家分蘖为理学与功利两派，各有攻讦。宋元两朝儒学再度得以独尊。明初与明末，儒学分别有两种趋势，都对专制天下的积年弊政有所抨击；倒是明代中叶的王阳明与李贽以儒攻儒，算是让儒学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变。至于清初，黄宗羲撷取孟子的贵民思想与《礼记》的天下为公理念，意在阐明立君为民以及君臣为人民公仆的政治理想；顾炎武则力矫君主集权之弊，正风俗养人才，“其施之天下，在政令、教化、刑法”――千百年循环下来，儒学的君子之治仍然难逃教化两字。

可以说，教化其实是儒家思想内在的脉络，一以贯之的传统，延续了数千年，而勤政爱民恐怕只是一种遥不可及的治国理想，或者考究的装饰，至今仍然可以从某些官员的身上看到它的印记。文化传统总是传承不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