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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同样看重和珍惜眼前这一切，甚至应该说是非常非常的看重，也非常非常的珍惜……

后来当机关里有人在背后议论劳爷这档子事的时候，他便会故意躲着，既不去参与，也不去旁听。又过了些日子，以至在机关里也没什么人议论了。劳爷这档子事似乎就这样离他、离他们越来越远了……

他也确确实实地以为事情就这样结束了。虽然在偶尔一个阴雨天的下午，呆坐在空无一人的办公室窗户前，心里仍然会隐隐约约地产生出一些躁动，会再一次看到那双手，那双无比灵巧和苍白的手，搁在那个藤条编制的小圆桌边上，微微地战栗着；也会再一次听到急诊室那喘息中一下下带血的气泡的嘶嘶声；手上也会再一次感受到劳爷在一笔一画地写那“谋杀”二字时的劲道……心里也仍然会突然地涌出一股莫名的愧疚（？）和遗憾（？），大脑的空白，无法面对“陶里根”这三个字的冲击……（是的，从那以后，凡是看到报纸上登载有关陶里根的消息，他都会立刻去抓过来阅读。有一段时间，他又特别不能看到“陶里根”这三个字，只要眼前一出现这三个字，他就会烦躁不已，好像有人跟他故意过不去，要揭他的伤疤似的。）

一直到那一天——那是他从陶里根返回省城的第三个星期的一个星期五的下午（也许是星期六。但应该是星期五，因为邵长水记得那天并非是个公休日。总而言之，他记得不太清楚了。好像是个周末），他接到了一个电话。一个非常意外，又非常重要的电话。那时，“命案必破”大会战仍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之中。头一天，焦副厅长奉命带人去哈尔滨参加公安部召开的“命案必破”阶段性现场经验介绍会。总队的几位主要领导也跟着去了哈尔滨。头头们上外省去了，指挥部的工作免不了会稍稍松快一些。那天看巧又赶上周末，慧芬和两个孩子都在家。（这里对邵长水和慧芬居然生了两个孩子要做些必要的解释。按规定，他也只能生一个孩子。但头胎生了个闺女。家里的老人却一定要慧芬为邵家生一个男性接班人。邵长水自己当然也想要一个儿子。他就让慧芬一直在林场场部当她的会计，好些年都没把她调到县城。不是邵长水没那个能耐把妻子调到自己身边，而是故意不调。假如不在林场，她指定不能生第二胎。从中央制订的政策来说，即便在林场，她也不能生第二胎。但山沟沟里的事情毕竟要好办得多。走走路子，还是可以搞到第二胎指标的。当时咬着牙不把慧芬往县城调动，就是为了实现家里老人们这样一个宿愿。第二胎果不其然生了个带把儿的。当然也罚了些钱。交了罚款后，邵家还是高高兴兴地为这第四代“男性接班人”的降临，办了十来桌酒，“放肆”地庆祝了一番。）那天，邵长水给自己也放了一回“假”，回家去瞧了瞧。有十来天没回过家了吧？总得洗个澡，换换内衣什么的。还去理了个发。午饭时，美美地喝了二两小酒，啃了一大盘慧芬特地给炖的手扒羊肉，原本打算再睡它一下午，足足地补它一觉，等晚饭后再回指挥部也不迟。没料想只睡到三点十分左右，放在床头柜上的手机就又蹦又跳地叫唤起来。

七　木刻楞屋子里的灯光（4）

电话是赵总队打来的，让他火速赶到李敏分家去见他。

赵总队不是跟焦副厅长去了哈尔滨吗？再说，有工作要谈，为什么不去总队办公室，干吗又把人支到那个李敏分家？“又是那档子事？”他浑身一激灵，头皮立刻就有一点麻酥酥起来，即刻间他直觉到，指不定又扯上那档跟“劳爷”有关的事了。这段时间以来，他虽然没再正经过问过这档子事，但隐隐约约还是听说了有关部门的有关人员并没有放弃这个案子，而且一直在努力查着这件事。他甚至还听说中纪委都派了暗访组来工作了一段时间。中纪委这个暗访组当然不是专为“劳爷”而来的，但据说他们也调阅过跟“劳爷之死”相关的一些案卷……

这是自己第几次走进这大列巴巷，来到这位李前主任的家了？第二次？第三次？一个三十六七的人，怎么就这么不记事了呢？邵长水最近常常感到自己的精力大不如从前了。有一回跟着赵总队出现场，坐在丰田越野的后座上，没颠出多远，全车的人都精气神十足地在议论案子的时候，自己竟然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实在是丢人现眼。这在从前，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在县局当副局长那会儿，即便全车的人都颠迷糊了，他都不会有半点睡意。下车进山，他撒开脚丫子，一气再走几十里山路，也是常事。现在还走得了吗？真得存疑了。

……坐落在白杨深处的这个院子，因青砖砌的甬道破损而显得凹凸不平，因管理粗疏而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