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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我一直担惊受怕。想写信跟妻子解释一下，又想到她不识字，即便请别人读给她听，复杂的感情她也不会明白。在县委又担心突然被县委书记叫去责问“为什么不离婚”。万般无奈，想到我惯用的处世手法：惹不起，躲得起！便要求参加下乡工作组。到乡下谁也不知我的底细，自然就没人关心我是否离婚，而且可以多回家看看。到了家，什么也无需对妻子解释，往一个被窝里一钻，什么误会、委屈、怨恨，全部烟消云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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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54年春天，我回到地委党校，写了小说习作《两千块新砖》和《探望》。这两篇写农村新生活的文章在《河北日报》的副刊上发表以后，引起社会重视，我被破格选拔到《河北日报》当了新闻记者。

城里的灯火辉煌让我忽然感到单身在外的孤寂。

周末走在街上，脑子里一会儿映现着舞厅里一对对舞蹈的男女，一会儿又映出我那乡间小屋里的妻子。我也曾想如果周末不下乡采访，我要让妻子带儿子来通县，也过“礼拜六”，也坐坐小酒馆，也到那热闹的舞厅走一趟。可是又一想，她若来了，对这里一切都是陌生的，对一切都是不习惯的。大城市、大机关可不同于小小的县城，这里的干部也不同于团县委那几位同样是农村出身又常到农村去的同志，妻子到这里跟人家能搭上话吗？人家会不会耻笑她的土气？到了酒馆进了舞厅，她会不会用农村那一套庄稼人的方式对待朋友？说出使我难堪的话，甚至出现让我丢面子的动作？

我回到空无一人的宿舍闷坐了一会儿，孤零零的连一句话都没有对象说，越发觉得空虚寂寞，不由得趴在桌子上给乡下的妻子写起信来：你应当学文化、求进步，社会在发展，形势在变化，照这样下去，你就跟不上时代了……

爱情和婚姻：几起几落（13）

很快，妻子的回信来了。我打开信的封口，抻出信瓤，展开一看，开头第一行字是“夫君见字如面”。

看了这字体、这语气，我立即弄明白，这封信是妻子求人代笔写来的。这样俗不可耐的称呼，使我脸上发烧，浑身起鸡皮疙瘩。我赶忙把信一团，塞进裤子兜里。

回到宿舍，趁没有人在，才展开看。妻子信的大意是，她已经收到我的信了，她正在进步，每天晚上带孩子上民校，认识了好些字，还向刘吉素村的青年团支部提出入团申请，那边答应吸收她，等等。

我是从农村基层上来的人，很明白“带孩子上民校”是何等情景。那不是学校，是个孩子哭女人叫的“蛤蟆坑”！那不是学习文化，是凑热闹、应付差事！至于申请入团，十有###是我那位岳父，为了适应我的政治需要“越俎代庖”，替妻子在那边的青年团组织挂了个号而已。

妻子的这封信既没有给我带来丝毫的快乐，也没给我一点精神安慰。收到这样的信以后，我反而越发苦恼。从前，我以自己家里有个朴实、贤惠、安稳，能操劳过日子的妻子为荣；如今我的地位提高了，身份变了，开了眼界，有了比较，有了新的欲望和追求，因而一想到妻子那副落后、笨拙、土里土气的样子，就从心里生出一种无可名状的羞耻感。

唉，我那个乡下的妻子，什么时候才能成为一个有文化、懂文明的女人？什么时候才能够成为脱产干部，像别的男人的妻子那样，跟我一块儿过过“礼拜六”，一块儿逛逛大街，一块儿看看电影，一块儿到舞厅里跳跳舞呢？当初，我要是跟干姐赵四儿结了亲，我准能够很容易地把她改变成现代时兴的女性，决不会让她落后到这样的地步。然而木已成舟，过去我们夫妻俩好过，如今又有了孩子，只能够忍耐着痛苦，对付着过下去……

我这样颠三倒四地胡思乱想，浮躁的情绪使我看不下书也写不了稿子。当了新闻记者，有了更多的自由，本来可以常回农村看看妻儿，事实上我却极少往那边迈步。每当思念之情偶然生起，一想到妻子的那种状态、那副模样，以及往后长长的没有味道没有奔头的日子，就如同用一瓢冷水，把我的一切欲望全都泼灭，再没有前往会面的兴致。

有一次，报社派下来一个专题报道任务，让采访一位农业合作社社长，了解对省委最近有关巩固发展互助合作组织的反映。记者组组长王力军说，三河那边好长时间没有见报，为求平衡，应该借这个机会让他们在报上露露面。你对那边的情况熟悉，去跑一趟吧。

我带着这个临时的紧急任务，骑着自行车赶到三河县。县委农村工作部推荐大黄土庄的王廷权作为采访对象。恰巧王廷权在家，我们就立即谈开了。总共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