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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斯拉夫外交部亚太司司长扬科维奇告诉我，南联盟外交部已经为使馆人员在洲际旅馆订好了房间，后来考虑到安全问题，又转订了西方同南斯拉夫合资的凯悦旅馆。我考虑，大家已经挨了一次炸，不能再让他们第二次挨炸，应该选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暂时落脚。这样，留下李银堂和董健在使馆前面值班，其余获救的同志全部转移到凯悦旅馆。

使馆的同志们来到凯悦旅馆，大约已经凌晨5点。大家都不肯回房间，坐在前厅里，等候使馆那边的消息。我把同志们召集在一起。我想，经过这突如其来的灾难的震撼，又感受丧失亲爱的同志和朋友的苦痛，目睹自己赖以生存的使馆遭到摧残，拖着紧张拼搏之后疲惫不堪的身躯，当前最需要的是精神支撑。我对大家说：今天我们的使馆遭受浩劫，这样的事情以前谁都没有经历过，对每个人都是第一次。既然灾难已经降临，我们要挺起胸来，迎接这一挑战。同志们，使馆被炸塌了，但是我们的意志不能垮。党中央、祖国人民非常关心我们。中央已经决定派特别小组乘专机前来处理善后事宜，接回烈士的遗骨，伤员也将回国内治疗，部分同志可能回国休整。我要求大家回房间休息，明天大家都要打起精神，还有许多善后事宜等待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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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官在哪里？（1）

在武官任宝凯的房间里，没有找到他……

而此刻，最让我揪心的是武官任宝凯下落不明。刚出危楼时，我听武官处同志们说，他们从楼上向下突围时，听到了武官任宝凯的声音，估计他肯定出来了。可是，在营救同志的时候，却不见他的踪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我多么需要武官在我身旁。在被炸的使馆大楼前，我既要同前来使馆慰问的南联盟高级官员交谈，又要设法营救尚未脱险的同志们。当时政务参赞吴丽元正在国内休假。我多么需要帮手啊！可是，武官到底在哪儿？派人到楼里去找，他的宿舍里没有他。这时，同志们猜测，他可能受了伤，已经送到了医院。我们分别给几个收治中国使馆伤员的医院打电话，都说没有此人。当时，抢救使馆人员的战线拉得很长，使馆前面又挤满了人，没有注意到他在哪里上了救护车也是可能的。使馆里没有武官，伤者里也没有，那就还有一种可能性：牺牲了。但是，没有弄清事实之前就不能下结论，也无法向国内报告。国内有关部门已经再三来电话催问武官的下落。

为了弄清究竟如何，在当时使馆已被封锁的情况下，只有到急救中心太平间去查。我带上翻译，请中央广播电台的记者郭志嘉开车，前往急救中心。

虽然已是凌晨，整个城市笼罩着黎明前的黑暗。轰炸暂息的贝尔格莱德，死一般沉静。我们在漆黑的街道上穿行，没有灯光，没有人影。我们多么急切地想知道，我们的同志在哪里。记者郭志嘉是学塞尔维亚语的，是南斯拉夫通，对贝尔格莱德市很熟悉，否则在这漆黑的夜里是难以辨别东南西北的。

我们来到急救中心，向值班的负责人说明来意，他回答说，要到太平间找遗体，必须经院长批准，院长7点半来医院上班。我看了一下表，还不到6点。我急了，我说，我们不能等，今天是特殊情况，请你马上打电话给院长，允许我们即刻到太平间探查。值班医生答应打电话给院长，但告诉我们说，即使把他叫醒，他驱车赶来仍需要时间，请我们在会客室稍等。我决定利用这个时间去看望一下伤员。医生带我们走进急诊室。我们的伤员都集中在急诊室的大房间里。医生已经对伤员都做了紧急处理。曹荣飞眼睛蒙着绷带，昏昏入睡。刘锦荣满脸绷带，跟我说话，感到呼吸困难，伤口疼痛。郑海峰头部和颈部都缠着绷带。只有刘新权说，这里他伤势最轻，只是脚扭伤，很快会恢复。屋子里很黑，借着微弱的烛光，勉强看清伤员的脸庞。屋子里只有轻微的呻吟和沉重的呼吸。我带着十分沉重的心情离开急

诊室。

回到急救中心的会客室，院长还没有来。我在会客室焦急地等待，我已无法坐下来，我让值班医生再三催促，希望院长早点儿到来。我觉得，时间过得这样慢，仿佛它已经静止、凝固。院长终于来了，把我们领到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