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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弟弟后来跟我上了同一所高中——山梨学院大学附属高中，也参加了校运动队。我高二，他高一那年的夏天，我们正准备夏天赴高原集训的时候，发现家里的钱不够了，两个人都去集训，两个星期怎么也需要30万日元（约合两万元人民币），严峻的形势决定了只能一个人去参加。我试图跟弟弟商量时，弟弟突然站起来跟我说：“哥哥，你去吧，我不喜欢那种集体的训练，不如一个人安静地跑步。那种训练方式更适合你，别想太多，你去吧。”弟弟的话不容商量，我无法拒绝，最后，我去参加集训，弟弟没参加，而是一个人在山里训练，他是怎么练的，后来也没告诉过我。夏天过去了，秋天到来后第一场校队内部比赛，记得是跑3000米。从高一到高三一共30个学生一起比赛，我得了第三名，还行，得第一名的竟然是高中一年级，唯一未参加集训的加藤喜芳——我的弟弟。这就是弟弟，在这样的场合，没有人能打得过他的。毫不夸张地说，他的毅力、耐力以及在关键时刻的爆发力，是我曾经接触过的日本人和中国人里面最杰出的。

同时，他很内向，不爱说话，但他又是三兄妹里面最有礼貌，最低调和最谦逊的人。我这个人不行，爱突出自我，爱与众不同，总希望表现出自己比别人强，太不懂得谦虚和收敛。像弟弟那样真正的帅气（对，弟弟很帅，每年的情人节，我拿到的巧克力也不少，但从来都不如弟弟收到的多），我是做不到的。我知道，弟弟一直很羡慕我，觉得哥哥各方面很突出，很有色彩，事实是，我一直羡慕着弟弟，欣赏他做人的方式，做人的态度，甚至有点钦佩。只是弟弟可能并不知道而已。

关于我的弟弟喜芳和妹妹萌美，大概介绍完了。在这里我想告诉朋友们，我这个长子是在他们的支撑下长大的。他们给予我的信任对于我也是一种压力，面对他们的信任和期待，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我也只好坚持到底，尽可能做得像个长子的样子。否则说不过去，也站不住脚，也很没有面子。如今弟弟已经开始工作了，作为出色的营养管理师，他负责医院、体校等多个机构的营养管理。妹妹也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我发自内心地为他们感到骄傲，是的，他们永远是我的骄傲。

话题再回到应对逼债者这件事上来。

过了几天，讨债的黑道来了。一个满脸横肉的人问：“你爸在不在？”

我说：“不在，他忙着工作，他也不住在这里。”

忽然间，有条腿冲着我的肚子踢过来了：“你这小子他妈的骗我，快说真话！”

我说：“真的不在啊，我骗你干吗？”

“你跟你爸说一下，再不还债，就会有大麻烦了，明白吗小子？！”

那天晚上，爸爸真的是不在家的。他除了白天协调很不顺利的新业务之外，早上要送报纸，晚上还要到道路工程现场做类似调度的工作，过了十二点才回家。母亲也差不多，每天早上7点半出发，晚上10点多才回家。我们家当时就是这样辛苦地勉强维持生计的。我后来跟父母汇报说黑道的人来了，他们担心我有没有受伤害，我说：“没什么，他们不会对小孩子怎么着的。”但母亲建议还是离开这里，过了几天，我们就又搬离了那个家，搬到了十多公里外，房租是每月六万日元，稍微便宜了点，条件当然也差了点，房子比以前小，三间小房间加厨房、卫生间，没有大厅了。黑道是天才的讨债高手，新住地被他们发现只是时间问题。但我为了维护家庭成员的安全和正常生活，是不能让他们知道我们住在哪里的，一旦被发现就麻烦了。我在思考，最有效避开他们的办法是什么。我尝试了许多办法，最常用的一招是，故意给黑道打电话约时间，在离家很远的地方见面，但却要装作离家很近似的，并向他们解释“爸爸正在外地赚钱，很快就可以还债了，请再等一等”什么的。我大概每两周主动见他们一次，给出各种借口让他们耐心等待。每次见面都彬彬有礼的，鞠躬，甚至跪下来，请求他们再等一等。有时候还从送报赚的钱里拿出两三万日元交给他们，作为利息的一部分，目的是为了缓和他们的情绪。但那些坏蛋，每次一定一起上来打我，打我的脸、背、肚子，还有对长跑运动员来说最宝贵的双腿……

与黑道“谈判”的日子（4）

我从来不还手，还了手，就完了，我没资格还手。当时，我的身体到处都是伤疤，记得泡澡的时候特别痛，但只好忍着，至今为止有些伤疤还留着，也有永远消除不掉的，比如心理上的伤疤。我脖子上有块疤是被他们弄的，具体怎么弄的，我就不细说了，太残酷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