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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陈。”

凉风一吹，苏轼突然想起弟弟子由的叮咛，悔恨自己刚才口无遮拦、高谈阔论、一副骚人酸态，决计不再多嘴了。但看到皇上此刻焦虑的神情，又觉得不置一词对不起皇上，对不起今日的君臣相会，也有违为臣之道。于是他把自己三个月来积在心底的纷乱想法，浓缩为几句简短的谏言，说了出来：“圣上恕臣直言，今日之弊，是圣上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入太锐。乞圣上深思。”

赵顼凝神沉思。

这时，宦值走近，向皇帝禀奏：“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司马光奉诏晋见。”

赵顼神情不移，从容下旨：“楼高风大，老人不耐吹打，着令司马光在楼下客厅等候。”

宦值奉旨离去。

苏轼知道该是离开的时候了，司马光被召见，预示着朝政可能出现新的变动。他望着仍在沉思的皇帝跪倒拜辞：“臣苏轼告退。”

赵顼舒了一口气，双手抚着苏轼，感情诚挚地说：“‘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入太锐’，简略而明了！先生三言，朕当深思。”

苏轼是个重感情的人。他望着年轻的皇上，泪花朦朦了。

篇八　王安石书房　福宁殿

琼林苑召见的秘密，加剧了朝臣们的胡乱度测　猜疑也悄悄渗进了王安石、司马光、苏轼三者之间的友情

皇上在琼林苑召见苏轼、司马光的消息、在当天晚上就传遍了二府、三司。官场宦海腾起的风波，在这个晚上突然打了一个回旋，急剧地向相反方向卷去。“制置三司条例司”的官员和御史台、谏院官员的心情来了一个颠倒，喜悦和焦虑换了一个位置。

第二天清晨，知开封府吕公著和谏官刘琦、钱（岂页）、孙昌龄等奔走相告，聚集议商，四出打听，企图摸清苏轼、司马光参奏的具体内容和当时皇上的反应，以便确定他们再次上表抗争的言词。吕公著找到同修起居注孙觉询问，孙觉茫然不知。

宋朝中期，修注官记录皇帝言行，除朝会、经筵、行幸从其出入作简略记录外，主要有三种办法，一是直录皇帝言行。即皇帝在后殿阅事，在前殿视朝，允许修注官侍立作记。二是臣僚录报帝语。即皇帝召见臣僚议事，不允许修注官参加，召见次日，由臣僚告知修注官或由臣僚录记“圣语”封报起居院。三是百司供报修注事件。五日一报、十日一报，一个月报，其内容为进贡谢辞、游幸宴会、赐赏恩泽、风俗善恶、风云气候、奇异物事等。

同修起居注孙觉，也许是出于必须执行第二种录报方法，便答应了吕公著的请求，立即奔往苏府询问。

孙觉，字莘老，江苏高邮人，时年四十一岁。身体魁梧，髯长而美，为人正直，学识渊博，是苏轼的密友，与苏辙相交亦厚。当年苏洵购置西冈庭院，孙觉曾解囊相助。

孙觉在苏府与苏轼、苏辙交谈终日，得到的“参奏”、“圣语”只有十六个字：“山南海北，海阔天空，品茶论道，议论古人”。因为苏轼在会见孙觉之前，就得到苏辙的再度忠告，早就把他说给皇帝的三句谏言：“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入太锐”压在心底，没有说出。孙觉大为失望，傍晚时分，回到家里，当着朋友的面长叹一声：“苏子瞻也学会耍滑了！”

但也怪，就是这声无可奈何的叹息，竟引起朋友们更大的兴趣，“苏子瞻耍滑”，不正说明内中有不好言明的秘密吗？他们请求吕公著亲自出马去司马光府邸再探。

吕公著，字晦叔，安徽凤台人，时年五十岁，是仁宗朝宰相吕夷筒的儿子。此人沉静老成，与司马光相敬相重，交谊极深。他深知司马光和皇帝不寻常的君臣关系，也深知这位“朝臣典范”决不会像苏轼那样的品茶胡扯，更深知这位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的品德：从来不在背后议论人短，从来不在妻儿面前议论朝政，从来不在迩英殿外议论皇帝的言谈笑貌、悲欢苦乐。吕公著之所以应了众人之请来到司马府邸，完全是一种侥幸心理的驱使，人在极愁极乐时，都愿意和朋友谈谈心，以发泄其心中块垒。但愿司马君实也和常人一样，在极愁极乐的发泄中，能流露出几句重要的消息。

吕公著在与司马光将近两个时辰的交谈中，这位白须黄脸的“陕西子”连“琼林苑”三字也没有提及，自己几次提到“变法”两字，都被这位“朝政典范”用话岔开了。吕公著深夜垂头而归，面对朋友，苦笑而已。

事情愈发神秘。“猜疑”原是在各自疑虑的轨道上寻找谜底，琼林苑君臣会见本身就是一个共同的轨道。眼前朝野风狂浪卷，君臣会谈不可能不涉及。忧国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