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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声骤停，歌伎们站起，笑容含娇，向王安石弯腰邀赏。

突然，一支悲怨的洞箫声随着室外的清冽寒风飘飘而入，若泣若诉，落在众人心头。箫声如同给满堂的欢乐兜头浇了一盆冰水，真是乐极生悲啊！

吹箫者谁？还是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

碍于王安石的面子，人们都憋着怒气隐忍着。王安石却忍不住了，他原本心情不好，这悲悲切切的洞箫声似乎提前哀悼着他的未来。于是，他暴怒而吼，厉声吩咐王雱：“去！请你二叔到这里来？”

也许巧合，此时苏轼的书房里，亦悠悠回荡着一缕筝声。

寒风呼号，拍打着垂落的竹帘。一盆炭火，温暖着宽敞的屋宇。歌使倩楚坐在窗前，轻抚古筝。

苏轼坐在桌案前。桌上的石砚里已磨好墨汁，笺纸已然展开，一支诸葛笔已经濡墨却搭在笔架上。

苏轼喜酒，但浅饮即醉。更喜以美酒、女乐宴客，有“客饮我醉”之说。常于酒醉之际，乘兴赋诗、填词，歌伎尚不及离去，诗赋即成，便乘兴以歌伎为第一读者，请其推敲评说。久而成习，习惯于借音律以酬诗神。据其自述：音律之力，可排除杂念干扰；音律之功，可翼助神思飞翔；音律之妙，可迪发神来之笔。今日为写一篇奏表，特约歌伎倩楚作陪弹奏，却是历来不曾有过的。也许因为这篇奏表太重要了，苏轼为了镇定纷乱难决的思绪，不得不借助于歌伎倩楚五指间的古筝了。

聪明的倩楚，似乎理解苏轼苦涩的心境，慢捻琴弦，筝声若思。

自从驸马王诜赠予一幅《乱云劲松图》之后，苏轼决意抛却悲哀和犹豫，直挺挺地向皇帝陈述自己对“变法”以来种种缺失的看法，匡正王安石因其性情执拗而派生出的种种谬误。他的才智和敏锐洞察，使他在短短的几天内，已对“制置三司条例司”、“均输法”、“青苗法”、“议行变更科举考试”等新法在推行中的利害得失作了深刻地分析，并在胸中反复斟酌，已有了一个相当完备的腹稿：他认为“制置三司条例司”之弊在于：“使两府侵三司财利之权，常平使者乱职司守会之治，刑狱旧法不以付有司而取决于执政之意，边鄙大患不以责帅臣而听计于小吏之口，百官可谓失其职矣。”他主张废除“制置三司条例司”、“消谗慝以召和气，复人心而安国本。”

他认为“均输法”之弊在于：“亏两税而取均输之利”不能增加朝廷收入，反而肥了私囊；为推行“均输法”而“设置官吏、簿书廪禄、为费已厚”增加了朝廷的负担。

他认为“青苗法”之弊在于：户分五等贷款，一等户贷款为末等户贷款十倍。不需要贷款的一等户贷巨款而放高利贷，实际上是为富豪盘剥细民开了方便之门，而且是以官银助富豪牟利。他反对实行“抑配”，认为“此乃暴政。”

他认为“变更科举考试”没有必要。“自唐至今，以诗赋为名臣者，不可胜数，何负于天下而必欲废之？”他认为根本问题不在于变更科举考试内容，而在于朝廷用人是否得当……

但苏轼仍旧不敢贸然付诸文字。因为弟弟子由的被贬离，自己已成为皇帝和介甫特别关注的人物，稍有不慎，就会咎由自取。而且自己不同于司马君实。司马君实赢得皇帝信任的是“忠”，自己取得皇帝赞赏的是“才”。“忠”对皇帝来说是根本，“才”对皇帝来说是枝叶。历代皇帝可以不用“才智之士”，但不能不用“忠耿之臣”。“才”与“忠”原是不能等量齐观的。皇帝对“忠耿之臣”总是宽宥三分，对“才智之士”总是刻薄五成，前者因情之所近，后者因疑之所远。

苏轼看到，今天的形势不是有利于自己的时机，而是逼迫自己非行动不可的时机。今日早朝的四项决定表明，皇上竟然容不下一个忠耿无双的司马君实了。这是“变法”深入推行之所需，也是朝廷之大哀啊！司马君实如若淬然倒下或者悄然出京，今后的朝廷就真的是介甫的一言堂了。那时，年轻的皇帝在吕惠卿等人包围之中，还不知会作出什么样的事来！该挺身而出了，该直言谏奏了！为了贫弱的国家，为了朋友君实，也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