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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廷接到奏札，派侍御史张伯玉来麟州查处，钦差下车伊始，不问情由，即夺了恩师庞籍的权柄，并要恩师交出所有公文，以待惩处下属。可敬的、知风知雨的恩师，在清理公文时，焚毁了与自己来往的信件，保护了自己，担负了全部责任，结果以“擅筑堡于边以败师徒”之罪，被贬往青州。武勘更惨，发配江州。自己由于恩师的保护却逃脱了惩罚，调回京都任太常博士词部员外郎直秘阁判吏部南曹，负责保管和传送有关选举官员方面的文书、档案事务。

“逃罚”的内疚，愧对恩师的内疚，羞见发配者的内疚，有罪于阵亡将士的内疚，使自己心绞如割，昼则投著辍餐，夜则击席浩叹啊！于是，剖白“麟州事件”真相，投案自首，以求得到心灵上的宽慰。可诉罪于同僚，得到的是“呒然阳应，腹非背笑”；请罪于上司，得到的是“逆加排折，不容出口”。唉，世俗是成是败非的，要真实地主动承担罪责，也没有人相信！无奈，向朝廷上呈《论屈野河西修堡状》和《论屈野河西修堡第二状》，请求“独治臣罪，以正典刑”。可得到的回答是“借机以沽名钓誉”！唉，处世难，作人更难啊！只有厚着脸皮出入宫门，低着头颅走路……

可今日，“出知永兴军”，又是一次去麟州吗？

夫人张氏以为司马光在这新的任命面前陷于一种艰难的抉择，便说：“无官一身轻，何必再在官场上熬心血呢。‘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故乡南原的晚霞清风，足够我们暮年享用了。”

妻子随口吟出的李商隐的诗句，勾起了司马光心底的迟暮之感。光阴流逝，离开家乡已三十三个年头了。真是思念故乡的溪流旷野、莽林竹丛，还有年老多病的哥哥啊！是时候了，该飞鸟归林了……

儿子司马康亦神情沉重地说道：“父亲，出知永兴军之诏是断乎不可接受的。朝廷五月罢魏国公韩琦高阳关、其定府、定州三路安抚使，六月、七月又大批贬逐朝廷重臣，九月、十月朝廷老臣欧阳修等也相继离京，西夏驻京使者不是瞎子聋子，西北边境形势骤变与此有直接关系，决不可以一般边境纷争看待。八月，西夏兵马进犯大顺城，永兴军兵败环庆路。九月，永兴军铃辖郭庆、都监高敏兵败身亡，大顺城为西夏兵马占据。现永兴军兵无斗志，人心惶惶，朝廷掩人耳目，不作声张，已命‘应声虫’宰相韩绛为永兴军宣抚使，前往京兆府。在此捉襟见肘之时，突然命父亲出知永兴军，我怀疑有人不怀好意。况且，父亲久居翰林，与军务无涉，又着意于书局，与征战隔绝。以不谙军情之资，而理军旅之事，岂不荒唐！再说，失去皇上信任的官是难当的。韩绛为宣抚使，上司其事，父亲纵欲有为，岂可得啊！”

司马光默默地静听着：一个年轻娃娃已看事多思多疑。喜乎？悲乎？大家重文治，朝廷有几个会用兵之人？老夫岂不知前途的险恶！可烽烟边疆，司马光能畏缩而躲避吗？他的迟暮之感，陡然化作苍凉、悲壮和不甘落伍的情结，在心头滚动起来。西夏兵马的铁蹄，大顺城残破颓废的墙垣、环庆路流离失所的黎庶，一幕一幕地在他的眼前闪动，而“事君能致其身”、“君命召，不俟驾行矣”、“事君，敬其事而后其食”等先贤圣哲的教诲在他的耳边不停地响着，他的一腔热血沸腾起来，喃喃自语：“枢密副使之高位可辞，此诏之鞍马劳顿坚不可辞！”

司马光以豪迈慷慨之声教诲儿子：“‘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为人臣者，分君之忧，死而后已！”

说完，他提笔展纸，工整地写了谢恩呈表：臣司马光叩头奉诏。荷恩至重，任责尤深……恳请朝辞进对。

司马光掷笔于案，大声吩咐儿子：“立即上呈大内。”

夫人张氏怆然摇首。

儿子司马康拿起谢表，一声叹息，快步走出了书房。

“朝臣典范”司马光在送上谢恩呈表的第二天，便排除了几个月来积淤在胸中的不快、委屈和愤懑，在等待皇帝的“朝辞进对”中，紧张地进行着奔赴永兴军的准备。他让妻子张氏带着女婢返回涑水老家，以解其妻日后身居京都的孤独和寂寞，并拂照他年老的哥哥司马旦。他叫儿子司马康从户部借来有关西北边陲近年来的政情、民情文书，从兵部借来军情奏札。重任在肩，他不敢有丝毫的疏忽；不谙军务，他不敢有丝毫的侥幸。他把自己关在书房里，废寝忘食地参阅研究，像在史料中探索历代的兴衰成败那样，在文书、奏札中思索着强兵安民的策略措施。他把一颗心全然置于一个新的职责，竟在一个多月内三次昏厥于书房，而不为家人所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