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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击案，声色俱厉地制止了这些声色激愤的支持者：“群起而噪，成何体统。”

人们都归于沉默了。

糊涂的苏轼见小而忘大，在人们骤然的沉默中竟吁叹出声：“昔日君子，惟介甫是师；今之君子，惟君实是随。所随不同，其为随，一也。”

话出惊人。

苏轼的哀叹，道出了十多年来官场上的实情，也道出了政坛上趋炎附势的丑态。但祸从口出！特别在此时此地，分明是与章惇等人相近相亲。吕公著、王岩叟、朱光庭、刘挚等人愤懑而侧目，连司马光也感到茫然。右司谏苏辙急忙以目光示意哥哥勿再“口无遮拦”，但苏轼的目光一直盯着司马光，司马光的“茫然”反而使他不吐不快：“募役、差役之害，半斤八两，轻重盖略相等，何操之急啊！”

司马光有些不悦：“子瞻可详而言之。”

苏轼又口无遮挡地侃了起来：“三代之法，兵农为一，至秦始分为二，及唐中叶，尽变府兵为长征卒。自是以来，民不知兵，兵不知农；农出谷帛以养兵，出性命以卫农，天下便之，虽圣人复起，不能易也。其募役之法实类此。司马公欲骤罢募役而行差役，正如罢长征而复民兵，盖未易也。”

吕公著极为反感，喝断苏轼的议论，怒而讥之：“子瞻先生狂言滔滔，不就是因为你上呈的《论给田募役状》没有被采纳吗？”

苏轼反应极快，立即报以讥之：“不错，《论给田募役状》乃苏轼上呈，但《给田募役法》乃出于先帝之意，吕公厌之，烦之，贬之，否之，只怕是因为看花了眼，发现了王安石的影子吧？”

吕公著目瞪语结。

这不仅是公开与司马光唱反调，简直是为王安石唱颂歌了。王岩叟等人惊骇变色，连章惇等人也惊诧咋舌，苏辙禁不住暗暗叫苦。

天章阁待制范纯仁却起而支持苏轼的看法：“新法当废，罢其太甚者可也，恢复差役法一事，尤当熟讲而缓行，不然滋为民病。且宰相职在求人，变法非所先也。愿司马公虚心以延众议，不必谋自己出。谋自己出，则谄谀得乘间迎合矣！”

司马光色忿而语急：“子瞻、尧夫之论，光不敢苟同。募役病民害国，百害而无一利，民皆厌而讼之，何其子瞻、尧夫钟情而不悟！”

范纯仁紧谏不移：“公如此，以是使人不得言尔，若欲媚公以为容悦，何如少年合王安石以速富贵！”

司马光心头一震，忿色稍敛。

苏轼神情自若，笑语司马光：“公记否？二十年前，魏国公韩琦为相，建议于陕西成立义勇，公时为谏官，极言不便，争之甚力，魏国公曰：”吾在此，君无忧‘。公不为屈，曰：“光终不敢奉信，恐相公亦不敢自信耳！’魏国公怒斥：”君何相轻之甚啊！‘公直言而答：“相公在此可也，万一他人在此如何？’魏国公默然乃止。司马公今居此位而为相，亦似魏国公不许苏轼尽言。”

司马光了解苏轼，口无遮拦，出话图快，不计影响，他望着苏轼笑而无奈：“苏子瞻，毕竟是苏子瞻啊，光谢罪矣。”

恰在此时，知开封府蔡京急急走进政事堂，把一份《奏表》呈于司马光。

蔡京，字元长，福建仙游人，时年三十九岁，熙宁三年进士，因拥护王安石变法而累迁至知开封府，其人聪颖机敏，善言词，行事果敢。熙宁变法，附王安石；王安石罢相，附吕惠卿；吕惠卿遭贬，附章惇。司马光去年再起，殷勤恭趋，亦得司马光赏识。

司马光打开蔡京的《奏表》阅览：……得复差役旨，依敕令而行。委逐府县官吏看详，群情踊跃；布之城乡，黎庶欢腾；诵圣母陛下、皇帝陛下之恩，颂朝廷“革故鼎新”之政。

五日之内，募役尽废，差役倡行，现京郊两县，已差一千余人充役……

司马光大喜，霍然起立，面向与会重臣，亲自诵读蔡京的《奏表》，以蔡京的闻风而动、政绩卓著激励同僚。然后庄严宣布：“圣诏如日悬中天，上合天心，下符民愿，若朝臣人人若元长之勤劳奉公，何患‘差役法’之不行。”

吕公著、刘挚、王岩叟、朱光庭等群起而欢，向蔡京祝贺。

苏轼却不合时宜地又发出一声哀叹：“离奇的岁月，荒唐的岁月！今日蔡京之于司马君实，亦如当年王广渊之于王安石啊！这是历史的巧合？还是官场的必然？”

蔡京望着苏轼隐忍微笑着。

王岩叟、吕公著、刘挚、朱光庭向苏轼投去了猜疑和冰冷的目光。

篇十八　江宁　乌衣巷秦淮小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