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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万？果姆利让我第一次注意到金融服务，他也是我邀请来帮助维珍找出新商机的风险投资家。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评估他认为毫无意义的维珍养老金政策，当他请教了六个不同的养老金专家，试图最好地重新构建这一政策时，六个完全不同的答案让他十分困惑。

“我不能理解”，他告诉我，“我在财务上有三个学位，但是它们所教的没一个对这件事情有用。”

我直觉感到金融服务领域被神秘和偷窃所笼罩而且没有隐性收入，维珍拥有空间提供没有沾染行业习气的替代品。象我们的其他冒险一样，我们需要一个伙伴，他既了解这个行业又能够提供与维珍品牌匹配的资金。尽管过去与人合作时我们有过些困难，我仍然坚信1：1的合作关系对金融业是最好的解决之道。当然某些时候出错难以避免，当出错时，双方有相同的动机进行修正。事情也不总是这样，最坏的情况，比如当年和冉多尔夫？菲尔兹公司的合作，维珍最后会将伙伴整体收购；最好的情况，则比如和我们在日本合作开大商场的玛瑞公司，仍然是对半分而且双方一直很满意。在这两种极端情况之间有很多不同的变化，我们已经尝试过绝大多数合作形式，即使你们都有同样的激情投入一个项目，情况仍然会变化。因此和别人打交道时，知道什么时候怎么对合同重新谈判是商业挑战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我们的金融服务公司——维珍财务，开始是维珍股份和诺维奇联合银行组建的合资公司，双方的股份为百分之五十对百分之五十。我能毫不谦虚地说这一切无法再次发生，我们取消了所有的佣金，我们提供高价值的产品——实际上，蜂拥而来的投资者令我们招架不住。我们不是在伦敦城里租下一个高级写字楼，而是在诺维奇建立新的办公室，我们从不雇用基金经理，因为我们清楚知道他们严实保护的秘密：他们中的某些人拿着世界上最高的薪水，却从不能联合起来打败股票指数。

我们强势进入金融领域，而且刚开始一切迹象良好，然而成功之余，我们意识到相对于诺维奇联合银行的实力，我们走得太快太远了，看起来我们比当初预期的要大上两倍。不久，我们安排诺维奇联合银行将股份出售给能匹配我们雄心的伙伴——澳大利亚互助远见银行（AMP）。由于有AMP和维珍财务的优秀团队，我们在竞争激烈的金融服务领域收获颇丰。从1995年宣告成立，维珍财务令人惊奇地成为英国最受欢迎的投资公司，迄至1999年，25万人将1。5亿英镑信任地交给我们。

罗万？果姆利的成功和他对维珍财务的远景规划表明了维珍最大的长处：我们靠特立独行获得成功。当我请罗万为维珍工作时，我意识到他身上的一个特质：他总是主动让事情发生。在他在荷兰公园半岛上的某张办公桌上开始工作时，我们都没想到几个月后他将去创立一个金融服务公司。其实事后想起这点倒也并不让人吃惊，当他进军金融服务领域时，我们安排了新的公司结构，让他和他的团队在公司拥有自行处理的股份。和维珍所有分公司的经理一样，罗万对成功有强烈的渴望，因为他可以清晰地看到成功将给他和他的团队带来财富。对于维珍这样叛逆的公司，维珍财务看起来有些格格不入，如同维珍从音像转到航空一样，这也是横向跨越，但是它仍然还是关于服务、资产增值以及供应简单产品的行业。

沿着正统途径建立一个有巨大办公室、董事会命令层层传达的金字塔结构公司完全不符合我对维珍财务的远景规划。我不是说这种组织结构错了——远不是这样。该结构造就了从可口可乐到皮尔森再到微软这样令人敬畏的大公司，只是我不喜欢那样工作，我太随便，精力太旺盛，我喜欢继续前进。

随着公司越来越多样化，我更多地被问道有关维珍的远景构想，我既不想逃避这个问题

，也不想很采用保险的回答，比如“我将在下次被问道时再做回答”，我对维珍的远景不是僵止的，而是像这个公司一样在常变常新。我通常列表来过日子：列出需要电话联系的人，列出想法，列出筹建的公司，列出主动制造事端的人。每天我都按照这些表来工作，一个个电话推着我前进。回顾七十年代早期，我大量时间在跟不同的银行和贷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