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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戈尔巴乔夫的政变，其中包括副总统亚纳耶夫、国防部长亚佐夫元帅、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内务部长普戈和国防部副部长瓦连尼可夫大将和最高苏维埃主席卢基扬诺夫等人。他们认为，苏联已经处于危险状态，决定成立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取代戈尔巴乔夫掌权。震惊世界的8·19政变发生了。

当时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全家在克里米亚别墅被扣留。军队按照命令进驻莫斯科。1991年8月19日，紧急状态委员会发布了《告苏联人民书》，宣布戈尔巴乔夫鉴于健康状况不能履行总统职责，由副总统履行总统职务，国家权力由紧急状态委员会行使，在苏联部分地区实行六个月的紧急状态。叶利钦在克格勃特别部队到达之前20分钟离开所住的别墅前往俄罗斯最高苏维埃所在地白宫，白宫成为对抗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总部。

政变发生时，列宁格勒作为第二大城市，没有卷入政变，并且还阻止了军队的进驻，普京在其中发挥了决定性的影响。当时列宁格勒军区接到了莫斯科紧急状况委员会的命令，准备派兵进驻市区，控制列宁格勒。正在度假的普京闻讯立即赶回列宁格勒。他马上亲自带领武装警卫到机场接索布恰克并保护他安全返回家中，以免索布恰克被逮捕。随后，他彻夜奔走在列宁格勒克格勃和军区之间，和有关各方面展开了紧急磋商和协调。普京向军方力陈：列宁格勒没有问题，并不需要军队进驻，如果军区一定要派兵，则可能引发不利的后果。在普京的大力斡旋下，列宁格勒街头最终没有出现苏军的坦克，也没有发生不幸的流血事件，这使市民和外国游客、商人大感放心。

普京的沉着镇定和处变不惊的能力，在这一次危机中得到了提高，索布恰克也因此对他更为器重。索布恰克后来回忆道：“此事过后很久我才从其他人嘴里了解到普京在这一事件中扮演的角色。他从不宣扬自己的成绩，身上透着一股可靠、忠诚和自信的精神。”不过，事后当普京回忆起这段经历却百感交集，他说：“我在索布恰克那里任职，这个职务虽不是关键性的，但却有权去解决相当多的涉及各类商业机构利益的问题。而我从来不允许自己按照有利于某些集团或者公司利益的方式去做，我觉得，我是在尽力为圣彼得堡和国家的利益工作。为了不损害索布恰克的名声，我不得不在工作的初期隐瞒了我的真实身份。这段时期之所以能够顺顺当当地过来，是因为我是从列宁格勒大学这个‘屋顶’下来到列宁格勒苏维埃的。索布恰克本人也来自这所大学。而且所有的人都清楚，他为自己挑选的都是这所大学的人。但是，当时就已经有人想对我进行讹诈，因为社会上已经出现了一些有关我真实身份的传言。泄露情报的是那些当时已经被解职的‘克格勃’人员。

有些人对我说，‘如果你不答应我们的要求，就还会有消息见报。你看着办吧。’

当时，我几乎被迫做出决定：或者离开列宁格勒苏维埃，不受讹诈；或者留在那里，但是，必须彻底地开始新生活，这就意味着要告别‘克格勃’。也就是说，我面临着两种相互对立的选择。考虑到当时安全机构本身处于悬而未决的状态，许多事情完全不明确（作为一个组织它是否会继续存在下去，如果继续存在的话，那又是什么样的形式），所以我开始倾向于离开‘克格勃’。而就在这时政变开始了。

如果我不执行命令，就将违背誓言。如果我执行命令，就会违背道德责任，而这些责任是我来列宁格勒苏维埃工作时承担的，当然是自愿的。在这一时刻，我的出发点仅仅是：道德的责任高于形式的责任。最终，这一点加上其它一些因素使我做出了离开安全机构的决定。

要知道我的辞职报告是在政变当天——1991年8月20日写成的，为什么这样做？因为我面临危险。在这种情况下，我可能被利用来解决某些国内的政治问题。我是来为祖国和人民服务的，我有自己的神圣使命，而不是让人利用来进行国内###的。

那时，我十分现实地考虑了所有情况。比方说，‘克格勃’列宁格勒局的领导会更换。在这种情况下，什么事都可能发生，我也就有可能被要求参与他们的特别行动。当我被置于道德和责任之间时，我索性先跨出了预防性的一步，做出了有利于道德的选择。但实际上我什么也未能改变，我也没有退出共产党。苏联共产党停止活动了，我成了无党派人士。实际上，一切都崩溃了。

当政变开始时，我的感情是很复杂的，首先，我不能同意事态的发展。我认为，后来成为圣彼得堡地区和国家最主要人物的人们当时所公开讲述的一切是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