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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业缘等关系构成集团，以增加与他人竞争的能力。宗法制度、家族制度也就是靠血缘联系成为网络的集团。这是尽人皆知的事实。可是，文人士大夫总要讳言这一点，因为有孔老夫子的“君子群而不党”的教导在那里摆着。“结党”就意味着“营私”。北宋的文学家欧阳修在《朋党论》中说，“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又指出“小人无朋，君子有朋”，这种声音虽然不能说是千古绝响，但它也绝不会占到主流地位（清代的雍正为了实施极端专制还对此大加驳斥）。中国的传统道德就是这样，不管内心是怎样想的，但是口头上还是要遵循社会主流舆论。而脱离了社会网络控制的游民则不同，他们摆脱了宗族的控制，同时也失去了宗族的保护；他们没有了家族的负担，同时也就失去了家族的依靠。他们成了一个孤伶伶的个体，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又没有稳定的谋生手段，任何一点微小的力量都可能把他们摧垮。这时唯一能够增强他们生存信心与力量的，就是与相同命运的人们联合起来，拉帮结伙，互相提携，求得生存与发展。

游民群体在社会上是受人歧视的，主流社会的人们认定他们是犯罪分子的渊薮；清代统治者为了把他们与“四民”区别开来，在编造户籍册时，把他们归入“另册”，以便随时加以监视。可是越孤立他们，就越激发了他们对结成帮伙的渴望（以致《大清律》把焚表结拜视为重大犯罪）；已经结成帮伙的，更因此增强了他们之间的凝聚力，使他们每个人的帮派意识更加强烈。

游民生活在日趋没落的皇权专制社会，大多数人没有文化。他们想不出什么新型的人与人结合的方式，于是，他们还是模仿主流社会的宗法制度，建立起非血缘关系的、人为的宗法制度（当然，他们模仿的不是先秦那种“家国同构”的宗法，而是宋儒提倡的家族制度）。其中最为简单的就是结拜为“义兄弟”，或称“义结金兰”，最通俗的说法就是“刘关张桃园三结义”。而“桃园三结义”正是我们论述的游民意识的载体《三国志平话》、《三国志演义》的主题之一。

宋代以前，如唐代的文学作品中，用到三国典事时，主要谈刘备和诸葛亮，歌颂二人君臣如鱼似水的关系，杜甫《蜀相》所说的“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就是用以寄托文人士大夫的“君圣臣贤”的理想的。这是文人士大夫眼中的三国。可是到了宋代江湖艺人的口中，“说三分”的重点转移了，艺人们反复歌颂的是刘备、关羽和张飞结拜兄弟生死与共的“义气”。作品主题的转变，说明了创作者的视角与唐代是大不相同的。历史上的刘、关、张只是较为亲密的君臣，江湖艺人用游民的眼光把他们的关系改造了。我们看一下陈寿《三国志？关羽传》是怎么写的：

先主为平原相，以羽、飞为别部司马，分统部曲。先主与二人寝则同床，恩若兄弟。而稠人广坐，侍立终日，随先主周旋，不避艰险。

可见，即使在刘备未称帝之时，刘、关、张之间也是有主从关系的，并非平起平坐的结拜兄弟。异姓男人结拜为义兄弟的人际结合方式，产生于三国归一统以后，我见到的最早记载是出自《颜氏家训？风操》：

四海之人，结为兄弟，亦何容易，必有志均义敌，令始如终者，方可议之。一尔之后，命子拜伏，呼为丈人，申父交之敬。身事彼亲，亦宜加礼。比见北人，甚轻此节，行路相逢，便定昆季。望年观貌，不择是非。至有结父为兄，托子为弟者。《诸子集成》第八册，上海书店，1986。

如果这是最早的记载，那么结拜的出现会更早一些，但由于不甚普遍，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颜氏从士大夫的立场出发，认为结拜要慎重，只有志同道合与互相了解之后，才能结拜为义兄弟。他责备北方人的“行路相逢，便定昆季。望年观貌，不择是非”，随意结拜，有时甚至弄错了辈分。但是这种做法恰恰与后世的游民结拜相类似。这些人结合的目的是谋生，是在险恶的环境中得以生存，只要命运相同、能够在需要时互相救助就可以了，至于“道”和“志”是不在他们的考虑之内的。这种结拜，最初是流行在时刻有伤亡威胁的军旅生涯的人们之中。《隋唐嘉话》记载隋末徐世勣与单雄信结拜为义兄弟，誓共生死，后世勣降唐，雄信为王世充部下，世充失败后，雄信被唐所斩，世勣身已许国，不能与雄信共死，遂以己肉啖雄信，借以表示“无忘前誓”。五代十国时期，各国各代的最高统治集团多出身于游民军汉。这些人拜义父、认义子，结为义兄义弟，勾结成为死党，已经成为时代风气，用以增加自己在###中的实力，以求得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