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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条，约占四分之三，其中处理官员们贪赃受贿、科敛害民等罪行的，约一百二十条左右，占全部条款的一半多。可见朱元璋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在处理官员的贪污受贿的问题上，他是宁严勿宽的。在《大诰续编》“罪除滥设”条中，提到如何处理游民混迹于衙门作为编外吏役害民时说的一段话，很能代表朱元璋在取得政权后对于加强社会控制的理解：当时松江、苏州两府有一两千游民帮闲于官府，“�自名曰小牢子、野牢子、直司、主文、小官、帮虎”。这些人或是讼棍，或是帮助官府看管、羁押、捉拿犯人的。在朱元璋看来，他们“上假官府之威，下虐吾在野之民”。这些人如果不加重处罚，则使老百姓不得安生。他说：

刑此等之徒，人以为君暴；宽此等之徒，法坏而纲弛，人以为君昏。具在方册，掌中可见，其为君者，不亦艰哉！

从朱元璋这段话的语气和对官吏的处理看，他是宁肯做“暴君”，也不做“昏君”的。他不仅察察以为明，而且查出之后，采取屠杀政策，认为这是一了百了，也真是“智者千虑”。明太祖归天之后，给他的继承者造成威胁的，不是民，更不是官，而是他分封作为“国之干城”的诸王。反抗中央王朝，并最终夺取了皇位的是燕王朱棣。

朱元璋迷信强制手段对社会的控制力，实际上就是迷信暴力，认为暴力可以解决一切问题。所以明王朝在有了模仿《唐律》但比《唐律》严密和残酷的《大明律》后，还觉得不够，又制定了严厉的“家法”——《皇明祖训》，教导其继承者如何实现有效的统治。对于特别不放心的开国功臣及其子孙，朱元璋制定了《铁榜》，榜中的“训诫之词”的核心就是要他们谨遵作为臣子的本分，警惕“高危满溢之祸”。胡惟庸、蓝玉案以后，朱元璋又鉴于以往的教训，编制了《稽古定制》，目的是“严公侯奢侈逾越之禁”。朱元璋还觉得条律不够严密，于是又有《大诰》的编制。另外还有很难统计的也带有强制性的律令，如洪武时在太学卧碑刻石上的关于秀才的十二条“禁例”，又如洪武二十三年颁布的刻在衙门里的《责任条例》等。在多如牛毛的各种法令之外，还有法令化的“礼”，例如不同等级应该穿什么样的衣服，戴什么样的帽子，住什么样的房子，都有细致的规定，对于不遵制者也要绳之以严刑峻法。总之，作为皇帝的朱元璋要用法令把全国一切人的一切行为管起来，按照不同的等级，整敕划一。如他自己所说：

朕自定天下以来，立纲陈纪，颁布天下，有年岁矣。至若官民房室，坟茔碑碣，亦尝斟酌前代，著画一制。

《稽古定制书序》

甚至连农民什么季节耕作，什么时间出工，都由皇帝作出了规定。在《教民榜文》中说：

今出号令，止是各里老人劝督，每村置鼓一面，凡遇农种时月，五更擂鼓，众人闻鼓下田。老人点闸不下田者责决，务要严督，见丁著业，毋容惰夫游食。若老人不肯督劝，农人穷窘为非，各治其罪。

朱元璋用法令编织成一个网，笼罩了整个社会，他深信这种强硬控制是保持社会稳定的唯一的手段。他把整个中国管成一座大监狱。不用说这种管理并没有使社会不发生动荡，退一步说，就算它带来了安定、稳定，难道人们的在安定、稳定的大监狱生活就是值得追求的幸福吗？

朱元璋力图运用严刑峻法强制规范臣民，他深信皇帝的意志力量“无所不能为”、“无所不可为”，无限夸大暴力和惩治的作用，而且把极残酷的肉刑作为矫正不良行为的圭臬。因为武力反抗的一路成功使得新朝上下都相信暴力万能主义，朱元璋就认为只要有充分的力度、有长期不懈的关注，任何规范都是可以贯彻下去的。实际上，规范过多过细，有些与民风习俗相冲突，不为广大民众所认同，使得法律的执行十分困难，即使借助强大的暴力得以贯彻于一时，当这种强力消失以后，其规范也会马上失效，甚至会出现骨牌效应，连累了那些规范合理的事情。规范如果没有可行性，规范了等于不规范。恶法不仅增加了实施法律的难度，而且造成一批本是守法良民者去铤而走险。老子的“法令滋彰，盗贼多有”的说法，不是一点道理也没有的。这与游民的有意识地破坏规范，简直可以说是殊途同归了。

从游民到帝王的思想转化（4）

2�从替天行道到皇极意识的转变

前面我们对《水浒传》里梁山好汉们所倡导的“替天行道”的实质作�过分析，“替天行道”的主体是谁呢？自然是那些敢于造反的游民英雄。朱元璋登上帝位以后，在较为堂皇的场合中，谈到最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