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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的放矢的。因为身处社会底层的游民会众文化很低，他们即使有些关于国家大事的知识，也多来源于通俗小说与戏曲。很少被编入通俗戏曲与小说的西藏或罗刹，他们未必听说过其名。

第三，少林寺僧人揭榜征西鲁。一个国家遇有外敌，手足无措，张贴榜文，向民间百姓求救，这在自称尊贤好士的中国皇权专制时代是不存在的。但通俗小说特别是反映游民理想与追求的通俗小说，为了给沉沦下层但具有“鸿鹄之志”的游民英雄安排出路，往往要杜撰出这种情节。“说唐”系列的通俗小说中多有这类的情节。如《征西说唐三传》写薛仁贵征西，被哈迷国苏保同毒镖所伤，程咬金奉旨回朝搬救兵，于是，留守在京的太子李治出榜文招能人领兵挂帅。薛丁山与母亲柳夫人及妹妹薛金莲到长安揭了榜文，封为二路元帅，征西，大获全胜。“西鲁神话”的作者运用这个情节意在把身为平民的少林僧人与最高统治者联系起来（这也表明天地会虽有改朝换代的大志，亦无把矛头直指清朝皇帝的气魄），并突出创建天地会先驱们的英雄气概。

第四，功成身退，反遭奸臣陷害。描写忠奸斗争是通俗小说常见的母题之一，特别在讲史小说中，它往往是贯穿全篇的主线。忠臣的特点是公正无私，忠诚勇敢，视功名私利如粪土，一心为了君王国家；奸臣是佞幸小人，他们为了个人私利不顾国家利益，处处陷害忠臣。杨家将、呼家将、薛刚反唐以及东汉姚期、马武的故事，莫不如此。忠奸斗争是最能唤起匍伏在皇权专制主义道德规范之下的臣民们的正义感的。因此，作者也把少林寺僧人写成忠于朝廷的义士和为朝廷建立了卓越功勋的功臣。他们因为受到奸臣的陷害被迫走上反抗道路，这不是犯上作乱而是为朝廷除害，是“替天行道”。这与他们标榜的“反清复明”的宗旨相矛盾，这一点前面已经讲到，实际上许多反抗者皆以体制内的受害者自居。这样他们的反抗才能得到更多的体制内群众的支持，即所谓哀兵必胜者也。“西鲁神话”的作者也是遵循着这个思路的。

第五，“海水面上浮起一个白石香炉，重有五十二斤。香炉底有‘兴明绝泪’四字”。这是一个神话，表明少林寺僧人与明朝后裔结合起来共谋推翻清廷是天命，是不可违背的。古代不仅统治者用上天示警的神话来欺骗人民，就是社会秩序的反抗者也接过这种策略来激励自己的斗志和号召群众。《水浒传》中“忠义堂石碣受天文”，就写到天帝降下的“石碣”上刻着“替天行道”、“忠义双全”，用以表明梁山好汉“上应星魁”，“合当聚义”。“西鲁神话”是模仿《水浒传》来写这个故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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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会社天地会内幕（5）

第六，�“白石香炉”浮现之后，马上就有一百零八人的聚义。这与《水浒传》中“石碣受天文”之后就是一百零八将“英雄排座次”完全一样。

第七，“五虎大将”这种称呼法也不见于正史，陈寿的《三国志？蜀志》中只是把关羽、张飞、马超、黄忠、赵云等蜀国最著名的五位武将编排在一卷之中，并无这五人便是“五虎将”之说。后世通俗小说和通俗戏曲的作者，为了赞颂在其作品中出现的英雄，便发明了“五虎将”这个名目，可能与阴阳五行的影响有关罢。这在通俗小说中是经常可以见到的。《三国志演义》、《水浒传》中皆有所谓“五虎上将”。“五房”之说也是“五虎将”的演变。

以上仅是随手拈来的几例。如果细加勾稽还可以为“西鲁神话”的情节从通俗小说中找出一些原型来。“西鲁神话”是逐渐积累而成的，它在天地会的流传过程中，日趋复杂，日益丰富，日趋文学化。

如果比较前面几个先后出现的抄本，可知越晚出的“西鲁神话”，就越从通俗文艺作品中撷取更多的情节，增添更多的人物，而且还安排人物之间的对话，使之更加小说化、戏剧化。我们可以拿皇帝出榜招贤一段为例，将“田林本”与“修志局本”作一比较。先将时间在前的“田林本”抄录如下：

彭元凤带领众师徒前（往）京都揭榜，守榜军士报与黄门官代〈带〉朝熙主三呼万岁。

主问：“臣乃何（处）人氏？姓甚名谁？”

元凤奏曰：“臣乃河水县太白山少林寺内修真之人，今闻西鲁猖狂，为臣前来领（榜），于〈为〉主人分忧改〈解〉尼〈疑〉。”

主闻大悦，即赐先锋印。（生）铁蠲〈铸〉，记〈计〉重二斤三两，上有“白山”二字为记。

主问曰：“爱卿要带多少人马？”

元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