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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七年春，国民党军队分成左翼和右翼两派，这个冲突在张发奎的部队里特别尖锐，这时这支部队已到了长江流域。徐海东站在激进派一边，不得不逃亡，他偷偷地回到了黄陂。这时他在一些学生的宣传影响下已成了共产党员，他在黄陂就立即开始建立党支部。

一九二七年四月发生右派政变，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但徐海东却没有，他单独得出结论，觉得采取独立行动的时机已经成熟。他把窑厂的工人几平都组织了起来，还有一些当地农民。从这些人中他组织起湖北省的第一支“工农军队”。他们开始时只有十七个人，一支手枪，八发子弹——那都是徐海东自己的。

这就是后来发展成为有六万人的红四方面军的核心，到一九三三年在它的控制下的苏区有爱尔兰那么大。它有自己的邮局、信贷系统、铸币厂、合作社、纺织厂，还有总的来说组织得相当完善的农村经济，在一支民选的政府领导之下。黄埔军校毕业生、前国民党军官徐向前成了四方面军司令。莫斯科回来的留学生、一九一七年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伟大领袖之一张国焘任政府主席。

象江西一样，这个鄂豫皖红色共和国经受住了南京方面的头四次“围剿”，在这个过程中反而加强了自己。也象江西一样，在第五次围剿中，同样的战略和战术迫使四方面军主力最后作“战略后撤”，先到四川，后来又到了西北。

除了经济封锁、每天空袭、并且在鄂豫皖苏区周围建筑好几千个碉堡网以外，南京的将领们显然执行一种把红区老百姓几乎完全消灭的政策。他们最后终于认识到红军的唯一真正基础是在农民群众中间，因此着手有步骤地消灭老百姓。在第五次围剿中，湖北和安徽的反共部队共约三十万人，由蒋介石派了在南昌和南京的军校中经一年反共宣传思想灌输的，受到法西斯训练的军官来加强。其结果是一场激烈程度不下于法西斯对西班牙的侵略的内战。

统治阶级的政权一旦受到威胁，它所进行的报复似乎到处都是采取同样野蛮的方式，不论种族或肤色。但是有些手法上的不同，却颇有启发意义，这里不妨花一些篇幅来说明一下这在中国是怎样进行的。

……

有三天之久，每天下午和晚上好几个钟头，我一直在向徐海东和他的部下提出关于他们的个人历史、他们的军队、前鄂豫皖苏区——共产党叫做鄂豫皖苏维埃共和国——的斗争、他们目前在西北的情况等等的问题。我是访问他们的第一个外国新闻记者。他们并没有什么“内幕消息”、“独得之秘”可以兜售（这种行话他们也不懂），也没有漂亮的、成套的讲话，我得反复盘问才能从他们嘴里套出一些东西来。不过现在回想起来，能从这些不懂向外国人进行宣传的艺术的人得出直率的毫不掩饰的答复，确是使人感到耳目一新。你感到他们的话是完全可信的。

我想大概也是由于这个缘故，我听到徐海东回答我的“你家里的人现在哪里？”时，不禁突然感到很大的兴趣，连忙坐直了身子。他若无其事的回答，显然没有准备，使我不能不怀疑这是实话。

“我家的人全都给杀了，只留下一个哥哥，他现在四方面军。”

“你是说在打仗的时候打死的？”

“哦，不是！我的哥哥只有三个是红军。其余的都是汤恩伯和夏斗寅将军枪决的。国民党军官一共杀死了徐家六十六个人。”

“六十六个人！”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是的，被杀的有我二十七个近亲，三十九个远亲——黄被县的人都姓徐。老老少少，男男女女，甚至婴孩都给杀了。姓徐的都给杀光了，除了我的妻子和三个在红军中的哥哥，还有我自己。后来两个哥哥又在作战时牺牲了。”

“你的妻子呢？”

“我不知道她的下落。一九三一年白军占领黄被县时她被俘。后来我听说她被卖给汉口附近的一个商人做小老婆。这是我逃出来的哥哥告诉我的，还有其他人被杀的事。在第五次围剿中徐家有十三人逃出黄被，到了礼山县。但是在那里都被逮捕了。男的被砍了头，女人小孩被枪决。”

徐海东看到我脸上吃惊的脸色，就惨然一笑。“这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他说，“许多红军指挥员家里都发生了这样的事，只是我家损失最大而已。蒋介石下了命令，我的家乡被占领时，胜徐的一个也不能留下。”

疾风知劲草阳骄叶更荫　程启文党的优秀儿女、我们的好军长徐海东同志，对革命无限忠诚，对同志肝胆相照，对敌人英勇善战。我记得有这样几个故事：会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