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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魏忠贤与王体乾达成交易，要干掉王安。这中间需要走一个程序，即外廷要有一个人出面弹劾王安，魏忠贤他们再通过矫诏或进谗言的办法，把王安贬黜。

王安是一位老资格太监，在外廷要找一个人来参他，很难，几乎没有人愿意出头。

恰在此时，陆荩臣听到消息，就来鼓动霍维华下水。

霍维华权衡了利弊，两眼一闭，跳了下去。因此王安的死，与他也有关。东林党人对他既恨又蔑视。霍维华在外廷无路可走，只能更加死命地靠住魏忠贤。

吏部的人对他不屑，把他给外放，调任陕西佥事。这一调动很技巧，也可以说是整他，也可以说是正常调动。

霍维华当然只有一种看法，他毫不含糊地认为，这是东林的阁臣刘一璟和吏部尚书周嘉谟在搞他。

事实也是如此。这个周嘉谟确实是个容不得小人的组织干部。他和杨涟一样，也是泰昌、天启两代皇帝的保护神，在两次危机中立过大功。泰昌以来，他一面大量起复在万历年间因“争国本”而被罢官的正直人士，一面对三党分子施加压力，把他们大部分逼走。

至于拿开霍维华，不过是小菜一碟，他不认为霍维华算个什么东西。

但是，这一动却激怒了魏忠贤。那时外廷里肯不要脸依附魏忠贤的人很少，霍是“首义之士”。如果调到了陕西，等于断了魏忠贤在外廷的一条线。

这不是打狗欺主么？魏忠贤决定反弹。

于是他“阴嘱给事中孙杰，纠弹嘉谟朋比辅臣，受刘一璟指使，谋为王安复仇”。同时还弹劾周嘉谟举荐辽东巡抚袁应泰、监军佥事佟卜年失察，导致辽阳失陷。那一时期对后金作战失利，跟袁应泰指挥无方有关，袁本人也战死沙场。但是任用袁应泰的，是前首辅方从哲，跟周嘉谟没有什么关系。

这两条都是诬陷。但是天启帝并未申斥孙杰的胡言乱语。这就意味着，皇上认为事出有因。周嘉谟感到名誉受到损害，只能提出辞呈。

魏忠贤还是那一招，矫诏。同意你的请求，走人吧！

就这样，一个堂堂部院大吏，竟不能自保。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十二月，一手创建了“众正盈朝”局面的周嘉谟，很窝囊地走了。

东林堡垒开始一个接一个沦陷（5）

三党的“失地”，由魏忠贤来收复。小人们的额头开始放光了——他们看到了一颗大救星。

大决战之前的短兵相接（1）

到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中，魏忠贤的阉党已渐渐有了一点儿模样，网罗到了一些重量级人物。与书生气十足的东林党阵营比起来，阉党倒更像是一个“党”。

这两派势力，都渗透在有关的国家机构中，其主要人物都同样受到天启帝的信任，而且从整体来看，东林党把持的国家机构还要更多一些。但是由于两派的“组织结构”和斗争路数很不一样，所以阉党得势、东林失利应说是必然的。

首先阉党有一个核心班子，其决策与行动步骤都控制在以客、魏为首的核心手里，大小爪牙都要经过授意才发动攻击。他们对所有的事情，都是先经分析判断，再定下决策，所以无论是在扩张上，还是“定点清除”上，都显得很有计划。

其次阉党的进攻没有什么道德约束，可以无中生有、信口雌黄，一切以干倒对方为最高原则。这等于是“泼粪战术”，对于正人君子来说，最难应付。

反观东林党，则是一盘散沙。人数虽众，步调却很不一致。往往是在受到攻击后仓促上阵，各自为战。东林党人又素来标榜“清流”、“正派”、“无私”，因此在同伴遭到攻击时，有人为避嫌，竟不能出手相救，甚至在局部问题上，还会出现自相残杀的现象，令亲痛仇快。

此外，还有一大不幸是，作为东林首脑人物的叶向高，是一个圆滑官僚。既缺少战略眼光，也没有霹雳手段，一厢情愿地以“调停”做为主策略，错失了决胜的最佳机会。更重要的是，他由于在野而未参与“移宫案”的护驾行动，在天启皇帝那里分量不够，这也使得他做事不免缩手缩脚。

在魏忠贤咄咄逼人的攻势面前，东林党人没有想出任何有效的反制策略，只是希望天启帝能秉公裁断。可是，批红权是掌握在魏的手里，“上裁”基本上等于是魏在“矫诏”。因此，东林人士一遇攻击，就只能求去，以“无私”而示天下。看起来是捍卫了自己的名誉，实质是无抵抗地败退下去。

这样的仗，打起来是很窝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