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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群贤协力之下，我们首先精简省内军民两政。由我担任第四集团军总司令，白崇禧为副总司令。叶琪为总参谋长，廖磊为第七军军长，夏威为第十五军军长。

广西省政府则由黄旭初担任省主席，所以任职人员俱是一时之选。

1934年本省召集“扩大党政军联席会议”，会中通过“广西建设纲领”，具体地确定了广西省内建设的方针。这一纲领当时便成为广西的“根本*”。大致说来，这一纲领系根据“三*义”的原则而拟定的。

例如，第三条规定：“以现行民团制度，组织民众，训练民众，养成人民自卫、自治、自给能力，以树立真正*政治之基础。”这一“三自政策”便是与“民权主义”中所提示的“地方自治”的原则是一致的。

又如，第九条：“施行社会政策，依法保障农工利益，消弭阶级斗争。”第十二条：“运用金融政策，扶植中小工商业。”第十三条：“适应民生需要，公营重要工商企业。”如此等等，都是依据“民生主义”的“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的原则所拟订的。

第二十一条：“提高民族意识，消弭阶级斗争，创造前进的民族文化。”此分明是发扬“民族主义”。

所以我们当时的口号便是“建设广西，复兴中国”。希望将广西建立成一个“三*义”的模范省，为全国作一榜样，以逐渐达到复兴中国的最后目标。

在上下一致根据“广西建设纲领”励精图治之下，为时不久，全省政治便面目一新。原来在黄绍竑治下的广西，行政效率已为全国各省之冠，然有计划的现代化建设，则实自“九一八”以后开始的。

我认为廉洁的政府在广西已经确立，然当时当务之急，则为维持治安，清除匪患。广西向以多匪出名，所谓“无处无山，无山无洞，无洞无匪”。广西之所以多匪，有数种重要因素。第一，广西人民的构成成分极为复杂，风俗不同，语言各异。大致说来，西江流域居民的言语多属广东语系，桂江、柳江流域的居民则说普通官话。此外还有客家，以及少数民族如壮、苗、瑶、彝、傣等。彼此习俗不同，极易发生争斗。相沿既久，遂养成广西人好勇斗狠的习性。这种习性固可练成好兵，也易养出惯匪。第二，广西地方偏僻，人民教育程度很低，也是养成盗窃的主因。第三便是贫穷，语云“饥寒起盗心”，冻馁不堪忍受的人，则往往铤而走险。

以前官府剿匪政策的失败，实由于未能掌握广西产匪的基本原因。所以兵来匪去，兵去匪来，终无根治办法。至于传统的地方民团制度，更是无用。所谓团练多数为地方土豪劣绅所包办，鱼肉乡民则有余，维持治安则不足。

我们既掌握了广西匪患的基本原因，故能治标治本，双管齐下。治标的方法，即严申军令，明辨善恶，实行剿灭政策。治本的办法则实行保甲制度，严密基层组织，并以受过严格训练的乡村青年干部代替原有的*的团局。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沈阳事变后广西之新面貌（3）

第一步，先由省政府创设“广西全省民团干部学校”，招考知识青年受训。最初为期半年，后来增至八个月。训练的主要科目为灌输现代化的知识，培养专门的技能。例如地方自治、户口调查、农田水利、筑路造林、国民教育、畜牧兽医的常识等，此外更着重组织乡村壮丁，加以军事训练。一言以蔽之，即训练出大批足以推行“三自政策”的青年干部。

这些青年于受训期满后，便分发到各县任村长、乡长和镇长。由他们负责调查户口，将各区人民的人口、财产、教育情况、生死及流动的情形完全调查明白，向上级机关按期呈报。所有民枪均集中于乡、村公所之内，由乡长、村长于农暇时，集中壮丁，加以军事训练。村长兼民团训练的中队长，乡长兼大队长。每县的壮丁则编为一或两个以上联队，以县长任总队长。军训教官则在无职军官中遴选充任。

这种制度在推行初期，颇受地方土豪劣绅的反对，但因政府政策坚定，阻力瞬即消失。一两年后，全省匪患几乎绝迹，风声所播，全国各界来桂参观的络绎于途，对广西的治绩颇致称道。

同时，我们的教育和经济建设也齐头并进。新政策下的广西，基层的国民教育是义务性的。每村设一国民基础学校，由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