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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不仅干涉江浙问题及湖南问题,对川对闽亦然:他的“巡阅使”范围无形中扩大到全国。过去他采取“舍己从人”的态度,恢复法统以求“和平统一”,乃事与愿违,使他不知不觉地拾起了段的“武力统一”政策。他抱着“选以贿成而宪非贿成”的主观见解,忽视了时代性,忽视了“狗口里长不出象牙来”的浅近譬喻,实误于“偏”之一字,而“偏”字乃古往今来若干贤豪之士的同一陷阱。
十三年(1924)五月王承斌因师长被夺(以王维城继)放了第一炮——以辞职为武器,响应之者有冯、齐等。论者谓:“直系以外有三角同盟,直系以内亦有三角同盟,后者以同盟罢工为逼曹去吴之酷腕。”曹慰留愈坚,他们辞得愈起劲,曹气得大呼“要走大家一起走!”有人向曹建议,不妨召集一次团结内部的直系会议,曹觉得不成话,欲把楼房一层层地高筑上去——以吴为七省经略使、冯为察热绥三特区巡阅使、王为直鲁豫巡阅使,因江浙之战而止。
曹是著名“好好先生”,为两面敷衍计,以东南问题责成齐,东北问题责成吴,彼此各不相犯。不久以浙卢收编臧(致平)杨(化昭)两部为导线,宁方进兵黄渡,吴命李济臣(豫省长兼吴之参谋长)调解无效,九月三日两军开始接触,卢组织浙沪联军,发表江电讨曹而不及吴。七日北廷下令讨卢。此后两军为濠堑之战,战局逐日无变化。十七日孙传芳军已越仙霞岭,浙江警务处长夏超态度不明,浙军第一师长潘国纲、第二师长张载扬(兼省长)作战不力,是日卢以“浙人还浙”为名移驻淞沪,以夏超代理浙江省长。十月十三日卢与何丰林下野东渡,北廷任孙为浙督兼浙闽巡阅使。(卢失败之前,雷峰塔忽倒,因此迷信家传出许多神话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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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直奉之役(1)
奉张与浙卢相约同举兵讨直。江城战事发动后,奉军亦分五路入关,其将领为姜登选、李景林、张宗昌、张学良、郭松龄等。奉张自上次失利后,鉴于老兵老将之无用,起用少壮派训练新兵,刻刻以复仇为念。这次起兵除宗昌、景林为客籍将领外,余均为奉军之少壮派。
宗昌自绥芬河一役以“盲目战争”侥幸获胜后队伍已扩充到万人。奉张的排外思想牢不可破,始终不想重用他,仅予以绥宁镇守使虚衔,不给他的饷械。宗昌是久在关外谋生的山东人,这路人都懂得几句咭哩咕噜的俄国话。那时白俄谢米诺夫残部退到绥芬河来,宗昌和他办交涉,劝他缴械,愿负个人安全之责,这一来宗昌平白添了步枪五六千支。他的军饷不外乎滥发军用票,纸头上盖着镇守使官印,填上五元、十元数目,宗昌一辈子做事就是浑蛋,他的江山是从做浑蛋的作风打下来的。关外山东人很多,老乡照顾老乡,所以他发行军用票不知有多少,他的乱糟糟的队伍扩充到不知有多少,这就是老粗“白手成家”的一套本领。
奉张始终看不上这个漫无条理的破落户。他重视新派人才,想把所有杂军次第解散,先调宗昌部移防奉东辉南县一带,令与李景林部隔着一道蛤蜢河演习秋操,自己亲临观阵。奉张的意思是让李部战胜了宗昌部,然后以宗昌部不能作战为由解除其武装。不料演习时宗昌部乱糟糟地渡了河,李部节节后退,奉张不禁为之愕然:“这个破落户打仗倒是很不错的样子。咱们正在用人之际,也许他能够击败步伍谨严的正规军。”他临时变了卦,委景林宗昌为奉军一二两军军长,布防山海关之线。
奉张把宗昌摆在前线还是抱着胜则功归己有,败则牺牲别人的心理,不料宗昌倒因此成了先入关的要角了。并且吴的部下大多数都是山东人,吴败走天津后,老乡不打老乡,吴部纷纷投入宗昌旗帜下,因此奉系下造成了直鲁系的新兴势力。这么说,宗昌并非奉天嫡系,不过借尸还魂,而奉张保宗昌及褚玉璞为直鲁督办亦为调虎离山之计。
这些都是后话。且说奉军发动后,曹连打十万火急、百万火急、限即刻到电报召吴入京。吴亦知直系诸将之离心离德,旧将不可用而新兵未练成,派到关外的“第五纵队”羽毛尚未丰满,军需、军粮无准备,祸是别人闯下来的,没有充分把握的仗却要他打,但他不能不去。九月十七日吴乘车抵京,从车站到公府五步一哨,十步一岗,冯玉祥、王承斌、王怀庆等排队儿欢迎,这是黎走曹继以来吴到京之第一次,为其生平最威武之一次。
曹见之欢笑异常,像吞了一颗定心丸,连说,“子玉,辛苦你了!我老了,一切便宜行事。”直系诸将对之亦表示极端恭顺极端服从的态度,吴的疑云被事实一扫而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