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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由于王稼祥的坚持，他还是同意了文中关于“毛泽东思想”的提法。

毛泽东说：“不能提‘毛泽东主义’。我是马克思、列宁的学生，怎么可以跟他们并列？马克思有马克思主义，列宁有列宁主义，我不能提‘毛泽东主义’。我没有“主义’。我的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你们一定要提，还是你提的‘毛泽东思想’好。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思想嘛，不能随便地提‘主义’。不过，我仍然以为，作为一种思想体系，我还没有成熟。这不是谦虚，事实如此。”

朱仲丽见天色渐晚，请毛泽东在他们家吃晚饭。毛泽东笑道，“可惜你们家的菜里没有辣椒！”

毛泽东在大笑声中离去。

几天之后，王稼祥的文章在7月8日延安《解放日报》全文发表。

这样，“毛泽东思想”一词的首创权，便属于王稼祥——尽管在他之前，已有很多类似的提法。特别是邓拓所写的社论，是早年全面论述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文章，只是他所提的“毛泽东主义”（其实也就是“毛泽东思想”）未被毛泽东所接受。1948年，吴玉章也曾提出“毛泽东主义”，毛泽东未予同意，在“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重新起用“毛泽东主义”一词，毛泽东仍不予同意。

“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的提出，表明毛泽东作为中共领袖，已日渐进入成熟的阶段，即形成一整套自己的思想体系，有了一整套自己的理论、策略、方针。

访张闻天夫人刘英（1）

坐在她家宽敞的客厅里，壁上挂着陈云手书鲁迅诗句：“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回忆张闻天书赠刘英陈云时年八十一”。

刘英的资历颇深，只消列举一件事便可说明：在长征途中，中共中央机关所在的中央纵队秘书长，最初是邓颖超。邓大姐肺病日重，由邓小平接替了她。遵义会议后，邓小平调往前方工作，接替邓小平的则是刘英。

跟刘英谈了一两句话，便可判定她是湖南人，至今她仍乡音未改。1905年，她出生在长沙。其实她不姓刘，而是姓郑，单名杰。她从湖南进入江西中央苏区时，临时取了个化名叫刘英。姓刘是随便改的，“英”则是“杰”的延伸——“英雄豪杰”嘛！从此，刘英这名字叫惯了，以至如今她的身份证上也写着“刘英”。在党内，知道她的本名郑杰的只有两个人：一是当年中共湖南省委领导人李维汉；二是她进入中央苏区时的接头人周恩来。解放后，她一度想改用本名郑杰，可是改不过来了。此外，她留学苏联时，还用过一个俄文名字，叫“尤尔克娜”。

采访刘英，气氛是很愉快的。她的记忆力惊人，远远超过她的同龄人，而她又健谈，富有幽默感。第一回采访没有谈完，在1991年7月11日我再度采访她。

她不仅思维、谈吐富有条理，她收集的资料也井井有条。说到什么事，她会随手去取出一本书，加以补充说明。有一次，说到某某人，她建议我去采访。她拿出由她自己编写的通讯录，上面的人名按汉语拼音顺序排列，一查就查到地址、电话号码。

细细听她用湖南口音追溯往事，我如同亲临那血与火的年代，在隆隆炮声之中，却轻轻地穿插着一支爱的浪漫曲……

1935年4月，中国的“铁流”——红军正在“地无三尺平”的贵州艰难地前进着。个子娇小的刘英，穿着一身灰布军装，裹着绑腿，正行进在红军“地方工作部”的队伍里。忽地，通讯员奔来，递给她一张条子，上面写着：“刘英同志：决定你接替邓小平同志工作，即去中央队报到。”落款是李富春。

中央队，也就是党中央机关所在的队伍，是“铁流”的核心。刘英奉命赶到中央队。李富春同志告诉她，中央队的秘书长原是邓小平同志，因工作需要邓小平调往前线，组织上决定由她担任中央队秘书长。

“这工作我干不了。”刘英说道，“我的工作能力，比小平同志差多了。”

“你怎么客气起来了呢？”李富春笑了起来，然后话里有话地说道，“反正有人帮助你嘛！”

刘英不明白这“有人”指的是谁。她无法推辞，也就服从组织分配，来到了中央队。

她在中央队遇见了毛泽东，他用神秘的口吻问她道：“刘英，你知道谁把你调到中央队来的？”

“富春同志呀！”刘英答道。

“点子是鄙人出的！”毛泽东大笑道，“把你调来，可以让小平上前线，那里正需要他。除此之外，还可以‘公私兼顾’——你工作上有什么困难，找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