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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多年贫穷的生活，其实我并不是在为家庭承担责任，而是为错误的反右派运动，为父亲被错划为右派承担苦果——本来，这苦果不是应该由我来承担的。所以，我是‘左’的路线的受害者。像我这样，在全国有许许多多普通老百姓，都承受着‘左’的苦难。

“当女儿寄养在安徽老家时，我每个月的工资，当时只有四十八元五角，除了留十几块钱吃饭之外，全部寄给家里。那时，我常常到了月底，没有钱了，连吃饭都困难，就到朋友家里借个三元五元，混过困境。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也没有向国家要过一分钱的补助。

“女儿来上海以后，我也仍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负担家庭。可是家里还不够用，还欠债。到了1964年，家里为了还债，甚至不得不变卖了家具。

“所以，父亲一谈起家庭的往事，就说，‘我们家全亏厚英’！

“直到现在，我仍为父母承担赡养的责任，因为父母都老了，需要我在经济上给以支持。”

戴厚英对父母、对家乡充满着爱心。她几乎每年春节都回家，跟父母、乡亲一起过节——从当年最贫穷的时候到后来成为“著名作家”，一直如此。

戴厚英和故乡，和父母、姐姐、弟弟、妹妹、乡亲，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这么多年，她几乎年年要回乡探望。虽然她曾开玩笑地对我说：“每一回回家，我都得‘上上下下打点’！”但是，浓浓的乡情，浓浓的亲情，使她每一回回家，都得到了心灵的慰藉。

戴厚英曾说，她的父亲信奉这样的人生哲学：

“破帽常戴，吃亏常在。”

戴厚英对这句话作了这样的注释：

“破帽子好，可以戴得时间长；吃亏好，可以活得时间长。”

戴厚英还“总结”了戴破帽子的“三大好处”：

“其一，破帽子没有人抢，没人偷，戴得长久。

“其二，天底下总是破帽子多，新帽子少，因此戴破帽子显得‘大众化’。

“其三，戴破帽子的人没人看得起，因此也没有人嫉妒和排挤。”

戴厚英的父亲，正是戴着右派分子这“破帽子”，过着“吃亏”的日子。

父亲错划为右派分子，对戴厚英的人生道路和创作道路，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由于戴厚英成了右派分子的女儿，她此后曾长期处于“二等公民”的地位，在政治上得不到信任和尊重。尤其在“左派”掌权的“文化大革命”那些年月。她背着“右派子女”的沉重的十字架，艰难地在人生道路上喘息着蠕行。

戴厚英的作品，一直充满悲剧色彩，究其原因，也源于此。尤其是在她的代表作《人啊，人！》中，戴厚英描写了主人公何荆夫在1957年因所谓的“用资产阶级人性论反对党的阶级路线，用修正主义的人道主义取消阶级斗争，用造谣中伤攻击党的领导”而被打成右派分子，从此开始人生的坎途。其实，何荆夫身上，有着戴厚英自己的影子。

其实，从戴厚英的生活和创作道路可以看出，1957年那场所谓的反右派运动，不仅仅使五十多万无辜的右派分子贬为“贱民”，而且还深刻地影响了下一代——右派分子的数百万子女。

戴厚英后来坚定地、勇敢地用她的笔与“左”先生们鏖战，就在于父亲被打入“另册”后，使她看透了“左”的危害和可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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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戴厚英写《非命》（6）

“一个人头上一颗露水珠，各人享的是各人的福。”

“自己跌倒自己爬，指望人家是瞎话。”

家乡流传的富有哲理的话，使戴厚英明白“一切靠自己”。

人穷志不短。从小就在逆境中遭受磨难的她，练就了倔强的性格。她不知逆来顺受，却只知逆风行舟。她很早就饱尝了“左”的苦难。她懂得了奋搏的含义。

戴厚英曾这么说：

“父母给了我一个不安分的血型‘O’。一个永远画不圆的圆圈，一块什么也不长的石头，这就是‘O’。”

“既然淮河哺育了我，我就应该俯首帖耳地做她忠实的女儿。”她是家中唯一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她的姐姐是文盲。尽管祖父以为女孩子不需要读书，她还是哭着要念书。

她从小学念到初中。从进初中开始，她就住校，离开了家。父母称她为“孤雁”，远离了雁群。

戴厚英却说，她其实不是“孤雁”，她的心一直和“雁群”紧紧系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