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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送给任何一位朋友。就连老作家峻青打电话向我要《非命》一书,我都说,这本书没办法送!
后来,当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我的《名流侧影》一书的时候,我把《非命》中被删去的第四章改名为《戴厚英和〈人啊,人!〉》收入书中。出版之后,至今没有听任何人说起“有问题”——当然也就没有“出问题”。第章追踪一九五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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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写傅鹰注意起反右派(1)
我应严慰冰之妹严昭之约,为我的老师、北京大学副校长傅鹰教授写了报告文学《敢说真话的傅鹰》。
傅鹰先生是北京大学原副校长、著名化学教授。
记得在1957年,我刚入北京大学化学系,一年级的普通化学课程便是傅鹰先生亲自讲授。上第一堂课时,铃声响了,教室里鸦雀无声。这时一个中等身材、微胖、戴着眼镜的老人,踱着八字方步走上讲台。他一声不响,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了这么几个字:“绪论——化学的重要性”。写好他回过头来,这才用北京口音说道:“关于化学的重要性,就不讲了。因为在座的诸位,都是以第一志愿报考北京大学化学系的,都是深知化学的重要性才来到这儿的,所以用不着我多讲。下面,我就开始讲第一章……”傅鹰先生就是这样,在教学上很注意抓重点,抓难点,详略分明。凡是学生容易懂的或已经懂的,一笔带过,叫学生自己去看看讲义就行了;凡是学生不容易懂的概念、公式、定律,他就反复讲、详细讲。他老是爱讲这句话:“学化学,不能胡子眉毛一把抓,要记住牵牛要牵牛鼻子,抓住关键。”
傅鹰先生讲话饶有趣味,学生爱听,课堂上常常爆发出一阵阵笑声。记得有一次上课之前,傅鹰先生在黑板上写了“爱死鸡,不义儿”六个大字。同学们见了,议论纷纷,不知道傅鹰先生今天要讲什么。后来,经傅鹰先生一讲,这才明白过来:在最近的考试中,他发现好多同学写外国科学家的名字时很随便,爱怎么译就怎么译,以为只要音近就可以了。傅鹰先生说到这里,指着黑板上的六个字,问大家知道不知道?原来,他仿照同学们乱译人名,把我国著名哲学家艾思奇译为“爱死鸡”,把英国著名化学家波义耳译为“不义儿”。直到这时,同学们才恍然大悟,笑个不停。从此,我们都深刻地懂得了乱译人名的坏处,记住人名的标准译法,并且遵照傅鹰先生的意见,一定要同时记住外国科学家名字的原文。
傅鹰先生讲课时,概念讲得非常清楚,善于用非常形象、浅显、明了的语言,讲明抽象的科学概念。比如,他讲什么是物质时,是这么说的:“化学既然是物质的科学,第一个问题当然是:什么是物质?这个问题似乎很简单,实际上却非常复杂。物质的定义几乎和女子的服装一样,可以有多种多样的。我们没有工夫去叙述这个概念的历史。化学是一种实验的科学,因此我们从实验的观点给物质下一个定义:凡是有重量的东西就是物质。根据这个定义,思想、道德、感情等等全不是物质,而钢铁、石油、馒头、肥料等才是物质。”正因为傅鹰先生讲课条理清晰,深入浅出,所以使我们得益不少。普通化学是一门基础课。傅鹰先生讲课时,除了讲述基础知识之外,还常常讲在这门科学中,哪些问题现在还没搞清楚,需要进一步研究。当他讲完了这些科学的“X”之后,就用目光扫了一下课堂,然后语重心长地说:“解决这些难题的重担,落在你们这一代的肩上了。”他在讲义中,也多处写道:“这些难题,有待于新中国的青年化学家们努力啊!”后来,傅鹰先生对青年一代的这些热切期望,竟被说成是“腐蚀青年”、“鼓动青年成名成家”。其实,像他这样国内知名的教授,愿亲自给大学一年级的学生上基础课,正是体现他对青年一代的殷切期望。
傅鹰先生除了上大课之外,有时还亲自上习题课,或到实验室里观看同学们做实验。有一次,我在做实验时,把坩埚钳头朝下放在桌上,傅鹰先生走过来,一句话也不讲,把钳子啪的一声翻过来,钳头朝上。然后只问我三个字:“为什么?”我想了一下,说道:“钳头朝下,放在桌面上,容易沾上脏东西。再且坩埚钳夹坩埚时,脏东西就容易落进坩埚,影响实验。”他点点头,笑了,走开了。虽然这次他只问我三个字,却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从此,我不论做什么实验,总是养成把坩埚、坩埚盖之类朝上放在桌上的习惯。
采写傅鹰注意起反右派(2)
还有一次,我闹了个笑话:那时我刚进校不久,听别人喊傅鹰为“傅教授”,误以为他是“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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