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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儿子取名为鲤，字伯鱼。

孔子的出生地鲁国是周公之子伯禽的封地，对周代文物典籍保存十分完好，素有“礼乐之邦”之称。鲁国文化传统与当时学术下移的形势对孔子思想的形成有很大影响。

从孔子的家庭背景看，他的祖先是殷商贵族，是以殷遗民的身份在周初迁往宋地的。经过几代的繁衍生息，当孔子出生时，他的家族已经没有“贵族”的氛围；然而因为遗传的因素，在孔子的身上还能多少体现出殷遗民的气息。而且，由于孔子少年丧父，家境凄凉，故而使其早年不仅得到严格的生活锻炼，而且使他得以继承殷商遗民中儒者代代相传的所谓贱民职业，即帮人料理丧葬事宜。《论语·子罕》记载孔子对其早年生活的回忆时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所谓“鄙事”，似即孔子所说的“小人儒”，即以相礼为职业的业儒。

艰辛的生活促使了孔子的早熟。大概十五岁左右，孔子就立志苦学，立志以个人的奋斗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苦学和向高人不断地请教，孔子在三十岁之前已具有相当丰富的古代典章制度、礼仪文化方面的知识，故而他敢自信地宣称：三十而立。只是从生活实际状况来说，孔子只是立于“礼”，有了明确的世界观和人生态度，但其实际生活状况似乎尚未有大的改观。孔子在三十岁之前虽已确立了人生信念，但其生活之资仍然来源于那些孔子认为比较低贱的职业，即为人委吏、为人乘田。

当时，由于官学的颓废，私学兴起，个人聚徒讲学已成相当风气。孔子也开始招收学生，以学生的“束脩”（学费）作为生活之资。当然，招收弟子、聚徒讲学绝不是孔子的终极目标，他在讲学的同时，也开始尽可能地介入鲁国的政治，但一直没有什么作为。

孔子自20多岁起，就想走仕途，所以对天下大事非常关注，对治理国家的诸多问题，经常进行思考，也常发表一些见解，到30岁时，已有些名气。鲁昭公二十年，齐景公出访鲁国时召见了孔子，与他讨论秦穆公称霸的问题，孔子由此结识了齐景公。鲁昭公25年，鲁国发生内乱，鲁昭公被迫逃往齐国，孔子也离开鲁国，到了齐国，受到齐景公的赏识和厚待，甚至曾准备把尼溪一带的田地封给孔子，但被大夫晏婴阻止。鲁昭公27年，齐国的大夫想加害孔子，孔子听说后向齐景公求救，齐景公说：“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只好仓皇逃回鲁国。

当时的鲁国，政治极不清明，政权实际掌握在大夫的家臣手中，被称为“陪臣执国政”。在这种政治混乱的局面中，孔子深感在政治上无所能为；虽有过两次从政机会，却都放弃了。“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止自远方，莫不受业焉。”致力于建构完善的讲学和思想体系。直到鲁定公9年被任命为中都宰，此时孔子已51岁了。孔子治理中都一年，卓有政绩，被升为小司空，不久又升为大司寇，摄相事，鲁国大治。鲁定公12年，孔子为削弱三桓（季孙氏、叔孙氏、孟孙氏三家世卿，因为是鲁桓公的三个孙子故称三桓，当时的鲁国政权实际掌握在他们手中，而三桓的一些家臣又在不同程度上控制着三桓），采取了堕三都的措施（即拆毁三桓所建城堡）。后来堕三都的行动半途而废，孔子与三桓的矛盾也随之暴露。鲁定公13年，齐国送80名美女到鲁国，季桓氏接受了女乐，君臣迷恋歌舞，多日不理朝政，孔子非常失望，不久鲁国举行郊祭，祭祀后按惯例送祭肉给大夫们时并没有送给孔子，这表明季氏不想再任用他了，孔子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离开鲁国，到外国去寻找出路，开始了周游列国的旅程，这一年，孔子55岁。

孔子周游列国的目的是寻求可能在政治上进行合作的伙伴。然而，或许因其主张不太合乎君王的口味，或许因为其他人际方面的原因，总之，孔子在周游列国的过程中，既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和使用，反而落得个凄凄惶惶如“丧家之犬”的处境。

孔子带弟子先到了卫国，卫灵公开始很尊重孔子，按照鲁国的俸禄标准发给孔子俸粟，但并没让他参与政事。孔子在卫国住了约10个月，因有人在卫灵公面前进谗言，卫灵公对孔子起了疑心，派人公开监视孔子的行动，孔子只好带弟子离开卫国，打算去陈国。路过匡城时，因误会被人围困了5日，逃离匡城，到了蒲地，又碰上卫国贵族公叔氏发动叛乱，再次被围。逃脱后，孔子无奈又返回了卫国，卫灵公听说孔子师徒从蒲地返回，非常高兴，亲自出城迎接。此后孔子几次离开卫国，又几次回到卫国，这一方面是由于卫灵公对孔子时好时坏，另一方面是孔子离开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