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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普西想了想：“这算是什么工作性质？”

巴菲特小心地考虑着怎么回答，说：“如果你去了，一切都会改观的。”

利普西最后去了布法罗，每次以出版商助理的名义在那儿呆一星期，出版商在《晚报》出售后管理着一切。

可是《晚报》仍被禁令严重阻碍着。布里安特法官要求报社出示每个周日的顾客名单。晚报的推销员，工作人员的每一句话都可能被对手的律师抓住，作为违反法庭判决的证据。有一次他们认为晚报在搞歧视——一个大事件。对方的一个律师马桑说：“《晚报》的情况不太好，我们有能力规范它的行为。我们可以找到证据，可以接触到它的记录。”因此《晚报》基本上是靠联邦法院的恩赐发行的。

到1978年，《新闻晚报》税前损失达290万美元，是巴菲特损失最多的一年。利普西定期从布法罗给他打电话时，对他的镇定感到惊奇。“他已把所有的钱投进去了，他已让周日报欲罢不能了，他还受到垄断制约，可他却在自我勉励，对我的电话表示感谢。”

芒格的情绪则完全不同，在有关歧视的事件后，听到巴菲特要在什么地方演讲的消息，他十分恼火地给默里。莱特打了个电话。“告诉沃伦，”芒格激动地说，“你的话他还听得进，让他对讲话内容注意点。”芒格十分担心再来一次收费桥梁的指责。对此，巴菲特只耸了耸肩。

可是芒格发现报纸再不能决定它自己的命运了。在蓝筹公司的年度报告中，他甚至提到了这一点：

众所周知，可恶的官司又费时、又费钱、又无用而且不可预料。《布法罗新闻晚报》的最终命运还是个未知数，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等待。

1979年，也就是蓝筹公司买下《新闻晚报》后的第三年，纽约的联邦法庭推翻了对　《晚报》的禁令和歧视诉讼，布里安特法官受到了严厉指责：

对第一次有关动机的诉讼，我们找不到一点证据证明巴菲特先生买下《新闻晚报》是为了挤垮《信使快报》，它没有采取不正当竞争手段来占领《信使快报》独占的周日市场。

所有的记录只能证明巴菲特先生想尽可能地办好《晚报》，而没仔细考虑过他的竞争行为会给《信使快报》带来什么后果。这正是反垄断法提倡的，而不是压制竞争。

法律证明了巴菲特的清白。可事实上这场官司已经起了作用。虽然《新闻晚报》仍然主导市场，但《信使快报》每个星期天仍以多10万份的发行量遥遥领先。在澄清名誉的两个月中，明尼阿波利斯考尔斯家族的明尼阿波利斯之星暨论坛报业公司买下了这家早报。现在《晚报》仍面临着一场对另一

位外地大富豪的持久战。1979年，《新闻晚报》创纪录地损失了440万美元。

这是巴菲特和芒格遭受的第一次大损失。芒格回忆说：“我个人做了一次计算——我看了一下我的股票值多少和芒格家族最多能承受多大的损失。”

1980年，利普西开始全天在布法罗工作。巴菲特没有要求他这么干，可是利普西从巴菲特不太随便的言行中看出他实际上非常希望他这么干。利普西自己也深深地卷入了与《信使快报》的战争。

利普西负责《晚报》后，《晚报》又面临着与工人的新的危机。早在巴菲特之前，报纸的13家工会已从公司中得到好处，用芒格的话说就是，“跳山羊般的利润。”为了打破这种格局，巴菲特和芒格在1980年初的报告中针对工会写了这么一段：

如果布法罗《新闻晚报》发生罢工的话，只能导致报纸停业清算。

送报的卡车司机们想试试刀。1980年底，他们要求增加人手以及不工作的时候也拿钱——这真是十分要命的事。巴菲特拒绝了。那是12月份的一个星期一晚上，在僵持的第十一个小时，雷。布尔，《新闻导报》报社最大一家工会的代表，被人从一个教堂会议中叫了回来，以防止发生罢工。希尔是了解巴菲特的，知道他并不是吓唬人。他劝说司机们不要和他斗心机。司机们的代表是马丁。布鲁根，他曾当过酒吧打手，在过去一次唯一的罢工中还是小头头。布鲁根以为巴菲特不敢在与《信使快报》斗的紧要关头冒这个险。

有人叫来了一个醉醺醺的中间调解人。谈判一直进行了一夜。最后调解人转头对希尔说：“你看，雷，他们要罢工。”星期二早晨6点，司机们开始游行。

在其他工会的帮助下，报社开始印报纸。随后纠察队占领了卡车，记者们停止了工作并拿走了纸版，工作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