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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亚光绝非等闲之辈。从微生物所提供的材料中可以看到，自1975年起中国科学院直至中央负责同志为安排他的工作，开会之多，调查之频繁，花精力之大，在科技界是少见的。一般科技人员绝无此殊荣。说他擅走上层路线，一点没冤枉他。

1980年的时候，还有大量的冤假错案没有平反昭雪。如果一个老农民受冤，一个老干部受冤，一个反“四人帮”的人受冤，母亲能花这么大的力气救人，那确实伟大，让人佩服。事实上，这样的事还真的找到了母亲头上。大约是1981年初为江西赣州的李九莲鸣冤奔走而被判刑20年的朱毅尚在监狱劳改，他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写了一篇报告文学《还在流血的爱情》，真实再现了年轻的李九莲悲壮而惨烈的一生，托人寄给了母亲，请母亲帮助反映和发表。

据我所知，母亲没有管这个案子。李九莲的冤案后来经胡耀邦同志亲自批示给平反了。如果母亲像管刘亚光的事情那样管管李九莲这个冤案，分量可就不一样了。那绝对了不起！绝对让人心服口服！

19。帮一个科研人员打官司（6）

可惜母亲选错了典型，为一个告状油子花这么大精力，实在是浪费精力，没有意义。一个严肃正经的科研人员绝不会整天钻营上层关系，缠着名人，靠名人写文章吹捧自己，来抬高自己的学术身价。小平同志的指示：“科学上的是非要由科学家去评判。刘亚光闹腾了几年，再支持就不好了。”　说的入情入理，非常正确。他讲出了我及家人的心里话。

据我看，母亲打的这场官司其实并没有赢。浙江省委书记铁瑛和福建省委书记项南后来都不再支持刘亚光，致使他在国内混不下去，只好出国走人。根据母亲写刘亚光的报告文学而改编的电影最后也被“枪毙”；微生物所“压制过”刘亚光的领导照样在台上干着。

而在第六届人大会议上，母亲没有再被选为全国人大常委委员了。

1983年6月30日，她在日记中说：

第六届人大会仍有我，我6月1日搭广东代表的专机来京开会，到21日结束。人大常委中没有我了，不管别人怎么看，我是高兴的，可更多集中时间写作。

虽然母亲在报告文学中总说她胜利了。其实，这胜利是有争议的。也就获得一些个别外地小报的叫好，科技界并不认同她。

文联的司机说：“杨沫为人打官司，把人大常委委员给打没了。”

老作家萧乾说“杨沫是只好斗的母鸡”。

聂华苓说她是一个傻大姐。

晚年的母亲对刘亚光的看法似乎有了改变，再也不提他。

20。创作上的教训（1）

从1972年开始直到八十年代初，母亲辛辛苦苦，反复修改完成了小说《东方欲晓》。1980年6月该书第一部出版后，反应冷淡。除了刘亚光，没有人说这是一部成功的作品。

我喜欢看抗日战争题材的小说，却实在看不下去母亲的这部作品。一个署名“秋夜”的读者，给母亲写了一封信，尖锐地提出批评。

杨沫老师，好！

我是一个文学爱好者，最近看了你的小说《东方欲晓》，觉得有几句话要说，故打扰一下。虽然知道你很忙——有作为的人都是忙人。

你曾自己说，写这部小说，似乎摆不脱“三突出”的束缚。说明你已注意到这点，而且也作了努力。可是，看完了小说，却真有“三突出”的味道。好像作者在尽力塑造一个高大完美的形象，而又事与愿违——读者并不觉得这个人怎样，或者说这是一个理想的“小说”中的人物。说得不留情点，是一个闪着光的木偶。

但是《青春之歌》中的卢嘉川就正与之相反。卢嘉川在小说中部就“牺牲”了。而给人的印象是这样深，也是这样难忘。这是什么原因呢？特别是曹宏远不愿意回根据地，“坚决留下”的表现，只能使人感到厌倦、虚假；什么有病也不看，手里有药也不吃（虽然读者可以理解著者的心情）。一点叫人佩服的味道都没有。而且几乎个个主人公都是“漂亮”的，也不真实。

我认为让读者感到著者在尽力刻画人物是作者的失败。只能让小说中的人物按自己的性格发展，而这发展，不是作者的安排，也许难就难在这里了。总之，我也说不出所以然。只觉得卢嘉川叫人难忘，曹宏远叫人难亲。

……

望：

早日见到二、三集

读者 秋夜

1982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