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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生产还有一个特性，就是知识通常表现为创造者个人的业绩，而不是他所在的组织的业绩。这对我们认识大学治理是非常重要的。我买了这台IBM的电脑——IBM曾有十几万员工现在也有几万员工——那么这电脑是谁生产的？不知道！我们只知道IBM，我甚至——我想，包括你们在座的——连IBM现在的老总是谁都不知道，更不要说它的普通员工了。但知识的创造有一定个性化的表现。我是北大的教授，当我发表一篇文章的时候，署名权是我的，产权是属于我的，文章是我写的，你们明明白白，所以在学术界，每个人的表现和信号，是比较透明的。当然学者之间也有一个合作问题，现在的大学，诸位也都看到，也越来越需要合作了。但是合作成果通常也是署名的。除了集体署名我们不知道具体成员之外，再多的合作者，也总是有主要作者、合作者、助手之分的。就算是做杂事的人你都要写上去感谢一下，他在找工作时也可以告诉别人，“看这篇文章我帮助过”。当然我们也知道，有些人不干活却也署名，但是行内人还是比较容易知道真实情况的。知识创造的个性化的特点很明显，个人的成果在外界都可以看到，所以大学的治理利用外部市场很重要。无论哪一个人，只要你是真正优秀的学者，那么所有同行人都应该能知道。如果没有这个特点的话，那么大学的治理结构和现在就会是很不一样的。很遗憾，我们现在的管理体制没有很好地利用知识创造的个人信号的市场化特征。

一方面知识产品不好定价，没有办法市场化，但是另一方面研究成果又确实表现为个人的业绩。这样，就存在着由谁来评价研究成果的问题。

知识产品只能由同行评价。我刚才讲，学生不是评价老师的最有效的手段，这是从知识传授来讲，对知识创造来讲更是这样。一个产品——好比电视机、电脑，不能是几个电视机生产厂家，比如长虹、康佳、TCL，坐在一起开会来评谁家的电视最好。自我评价在这里是没有用的，最终还是要消费者来评判谁的是最好的。一般产品都不是行内人评价，而是由另外一个独立的消费者群体评价的，因为真正的价值是对消费者的价值，消费者的认可才是最重要的。但知识产品通常没有这样一些客户，只能求助于生产知识的同行评价。我们在座的这些学者们谁优秀谁不优秀只能我们自己说了算，因为只有我们自己有能力作出判断。尽管这种评价不是完美无缺的，但是我们找不到比这更有效的办法。汽车的生产很复杂，有上万个零件，我们买车人即使对汽车本身一窍不通，对机械原理一无所知，仍然可以评价。我可以看它的外观，我开着车感觉舒服不舒服，要是开了三天就出问题，那么这车肯定有问题。但是除了知识创造者群体本身之外，没有其他人真正有能力去评价一个学者的研究成果。这一点对我们后面理解学术界的学术规范的问题非常重要。

知识创造是对未知领域的探索。对未知领域的探索一定要靠思想的不断撞击才能实现。一个人即使再聪明，如果被放在一个没有知识场的地方，一定会觉得很空虚，因为只有输出没有投入。一定要有跟你层次相差不多的人，不断地挑战你，提出不同的问题和不同的看法来促使你不断地思考。你挑他的毛病他挑你的毛病，这样不断地促进，知识才能进步。从这个意义上讲，知识生产又具有团队生产的特征。如果团队的规模和密度达不到一个临界值，知识的创造就不可能。

知识的创造需要自由。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非常重要。学术自由意味着各种命题、理论、信念、事实都应该受到挑战和得到检验。如果我们给学者规定一个框框，就是什么你能说什么不能说，就不会出现真正的新知识。当然，除了学术自由，还要有学术规范。确立学术规范的目的，是为协调学者之间的行为，减少交流成本，从而使得知识可以更好地积累和传承。所有的知识创造都是在承认一些基本的规范下进行的。虽然学术规范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