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部分(第1/4 页)

张维迎：对！北大过去其实做了很多改革，包括引进人才，1999年的九级岗位，起了很大作用。像光华管理学院，这几年新进的教师基本上都是我们从外面引进的（包括海外和国内其他院校），我们已有好几年不留本院博士毕业生了。这样一来，学术气氛就完全不一样了。去年评教授，学校给光华三个名额，但光华只报了一个，因为我们的标准高，不论资排辈。

据我所知，北大的其他一些院系也在进行类似的改革。但是如我刚才讲的，最基本的东西没有突破，就是一个教员一进来之后，他就终身在北大了。

赵晓：大学改革涉及诸多方面，但这次改革像是单兵突进。许多人不服气：为什么单单先从教师管理体制入手？

张维迎：这是改革学研究的问题。社会改革与修理机器不同，只能在行进中进行，必须稳中求进，而不可能用休克疗法。如果所有的改革同时推出，必然导致整个系统瘫痪，欲速则不达。改革成功的关键是找好“突破口”。有人说改革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其实最重要的就是找准能动全身的这一“发”，先牵起来，而不能因为害怕动全身而不敢牵这一“发”。大家一定要把改革的目标和改革的过程分开，改革的过程只要有助于达到最后的目标，那我觉得就是可以的。

至于为什么选择教师管理体制作为突破口，我理解，第一，因为教师毕竟是大学里最重要的资源，是实现大学理念的源泉。如果教师的质量上不去，其他的如行政服务、后勤服务做得再好，也没有用。我们知道企业的行政后勤一般都做得很好，但它不能为人类创造知识。教师管理体制晚改一年，就会有一些新的不合格的教师被提拔，以后改革就更为困难。所以早改比晚改好。

第二，教师管理体制的改革将创造对其他方面改革的强烈需求，从而会推动其他方面的改革。这包括学校行政和后勤体制的改革，学术评价体系的改革，博士生培养体制的改革，科研资金分配体制的改革，大学决策体制的改革，干部任命体制的改革，等等。这些我们到后面将详细讨论。这次讨论中大家提出这么多问题，恰恰证明教师管理体制改革是一个很好的突破口。你想，如果率先推出的是行政人员的改革，而不是教师的改革，能提出这么多问题吗？能引起大家对大学理念的追问和反思吗？

至于政府对大学管制的改革，非常重要，也非常迫切，但坦率讲，学校在这方面难有作为，只能呼吁，但不具有可操作性，只能等待教育部出面来做。但我相信，北大的改革，对改革政府管理大学的方法本身提出了要求，教育主管部门总不能“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吧！

赵晓：改革教师体制，让教师流动起来，就要求其他大学对北大的教师开放。如果其他大学不跟进改革，北大改革就很难成功。

张维迎：对改革的要求每个大学都有，问题是谁先迈出这一步。我相信，其他的大学，像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人民大学、复旦大学等等，都会进行类似的改革。试想，中国如果有十所大学开始类似的改革，那将给中国的高等教育带来多大的活力！退一步讲，即使其他大学不马上跟进，按照现在的方案，北大至少有三年的时间等待。难道三年之后他们也不跟进吗？事实上，像中山大学已经开始改了，其他大学也正在展开不同程度的改革，只是没有北大彻底罢了。所以这次媒体“炒”北大改革，有些大学很不服气。教育部门不仅应该支持这次改革，而且应该就其职权范围之内，真正理顺政府与大学之间的关系，把大学真正变成一个自主性的单位：像设什么样的学位、教什么课程、招多少学生等等事项，都应该是大学自主决定的事。

在我看来，所有的中国的大学都面临着一个改革。每一个大学的校长都应该是一个改革家，他要有改革的勇气和魄力，如果没有这一点，不愿意做改革的人，就没有资格担任大学的校长。对教育部门也是这样，我觉得教育部长应该是一个改革的教育部长，不应该是一个维持现状的教育部长。我自己作为一个教授，期待着，通过北大这次改革的冲击，一方面从体制上理顺政府与大学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也能推动其他的大学的改革。

第三章　终身教职的理想与现实

终身教职的理想与现实

原标题为“张维迎教授关于大学及大学改革系列谈话录（之二）”，载《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2003年10月16日。

全世界的大学都在改革，其中的关键原因是，全球化时代各国大学之间的竞争日益

激烈，社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