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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6月我被招工到铁路工作,离开农村的前一天晚上,办公桌上堆满了乡亲们送的雪白的馒头,那是他们用过年才舍得吃的最白的面蒸的;地上还有两篮子的鸡蛋,那是他们平时用来换钱,买盐和日用品的。在那个物资缺乏的年代,他们用这种方法来表达对我在农村七年插队的肯定,使我特别感动。我至今也不知道这些东西都是谁送的。第二天早上,大队副支书违反了前一天晚上的承诺,在广播里宣布了我动身的时间。结果,各小队干部和一些群众都来送我。到了村口,在我一再让大家回去收麦的劝说下,大家才离去。
一 我的学习之路
我从小生活在科研部队的大院里,父亲参加了“两弹一星”的研制工作。当时人们那种为了国防现代化拼命工作的精神始终在熏陶、感染着我。所以,不管周围的环境如何变化,掌握科学知识,报效祖国的信念我从没有动摇过。
1966年的4月,我即将高三毕业。学校要召开高三年级“一颗红心、两种准备”的家长会,而我的父母因为工作的需要,随部队研究所搬离了北京。所以,我问班主任:“是否需要我父母来北京参加家长会?或是监护人来?”他说:“你的家长和监护人都不用来,你还考不上大学?”我知道老师是指,能够在中学连续六年获得北京市教育局颁发的“德、智、体”和“学习成绩优良”奖状的,全校只有我和班里其他两个同学了。所以他对我充满信心,但是,我心里没底。另外两个同学都是共青团员,而我不是。初中升高中时,就因为这个原因,我和另一个同学没有被“保送”。现在又碰到这个问题了,所以心里沉甸甸的。“*”中,我才知道,班里一些受当时社会上“左”的思想影响的团员,认为我父亲是高级知识分子,我不属于工农或革命干部家庭出身,抓住我说的“科学是没有国界的,科学家是有祖国的”话,认为我没有阶级观点,是走“白专”道路,所以一直反对我入团。尽管学校党总支了解我父亲在部队从事保密的科研工作,又在老师中间了解到我的表现很好,并通过班主任做团支部工作,发展我入团。然而,“*”使这一切都成了泡影。
1966年6月7日,北京师院附中被卷入“*”,陷入了无政府状态。
当时,“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的血统论盛行,知识分子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我被批判为走“白专”道路的典型。
1966年7月24日,*中央、国务院下发《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规定:高校招生取消考试,采取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办法。主要精神是讲“阶级路线”,“政治第一”。1966年高校招生工作推迟到1967年1月1日开始,1月底结束。
难忘的岁月(2)
1966年8月8日,*中央公布的《关于无产阶级*的决定》中,关于“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改革旧的教学方针和方法……必须彻底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的内容,实际上宣布了大学不可能在1967年招生了。可是自己觉得,既然1967年1月招生是*中央、国务院下发文件说的,就一定会实行。所以后来不管是到工厂、农村劳动,还是徒步长征,“1967年1月大学招生”这句话,总在我脑海中萦绕。1967年3月7日毛主席对天津延安中学的批示公布不久,解放军进驻学校,开展军训,帮助“复课闹革命”。我被同学们推荐为军训领导组副组长,在成立“三结合”革委会的“巴黎公社”式选举中,又被老师,同学们以的选票,选入革委会担任副主任,分管教学。
1967年10月14日,中央发出《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我积极、努力的恢复学校的教学秩序,在军训解放军和老师们的帮助下,不仅各年级又回到了教室,还招收了六六、六七两届小学毕业生。当时我想,既然小学毕业生升入了初中,初中毕业生必然要升入高中,高中毕业生理所当然地应该升入大学,感到大学招生有望了。没想到在1967年底,我刚表露出自己还是希望上大学的想法后,就遭到了几十张大字报的批判。1968年春节后,开始了大规模的“上山下乡”。由于自己的大学梦不死,一直拖到12月才报名到山西插队,无奈地放弃了从中学升入大学的愿望。
1968年12月20日,我离开北京,到山西夏县禹王公社西其里大队插队。
在学校时,每次到图书馆去借书,都看到贴在墙上的“学习、学习、再学习……列宁”和“爱书吧,它是你知识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