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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楼时，我看见楼前台阶上那滩有些凝固了的鲜血，成串的问号往外冒：这些老师都是坏人？他们都干了什么坏事？为什么他们要自绝于世？不应该同情他们对吧？我迷惑不解，以一个十五六岁半大孩子的认知能力远远不能想清楚眼前发生的这些事情。

记得是一天傍晚，天快要黑下来了，高中部教学楼那边一阵骚乱，跑过去打听，说是学校敲钟的阿八叔写了反动标语，被囚禁在楼梯下的小屋里，他用敲了几十年钟的手拿起一块砖头敲在了自己的头上。鲜血溅了一地，两个担任守卫的初中女生吓得惊叫起来，几个高中男生好不容易才夺下阿八叔手中的砖头。我有一种预感，我们不会再听到学校上下课的钟声了。

那段时间里，学校的老师接二连三地走上绝路的，一共有七人之多。我真的非常疑惑，是谁把他们逼得非走这条路不可？

在我参加“革命组织”后不久，父亲找我谈话，说上面有文件，要求军队子女不要参加地方的派别组织，部队要支左，成立革命委员会。我却做出一个让我后悔无比的错误决定。我决定留在战斗队里和“保皇派”战友们一起，宣传毛泽东思想，而不愿意回家当“逍遥派”。母亲带着弟妹们想把我拉回家去，母亲甚至用伞打了我一伞把，也没有把我拉回家。

这错误的决定，让我白白地耗费了宝贵的生命时光，为没有价值的争斗费尽心力。今天我翻看自己15岁至17岁时写下的日记，那些幼稚的、无知的、空洞的记叙反映了当时所谓政治的无聊荒唐。本是一个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最重要的生命阶段，就这样毫无意义地流失了，这是我们这一代人最为不幸的事。

人生中最关键处往往就那么一两步，走错了，你的人生轨迹就拐了方向。可在当时的大背景下，又能有谁，能够看清楚，脱离现实，给你指出一条正确的路呢？那时候，路怎么走，别无选择。后来，我常想，那时最好的选择是当“逍遥派”，起码可以看完军分区图书室里的那几架书。又常常想，那时要有个智者指点一下迷津，我可以“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春夏与秋冬”也好，可那时，谁又能是智者？人们怎么都像中了魔一样迷糊。

最让我痛心的是，这一错误决定，破坏了人生中最宝贵的亲情。在我决定不离开那个“革命组织”继续“战斗”下去的时候，我没想到会给父亲带来很大的麻烦。我的倔强和泛滥了的“革命”激情，在我和父亲之间划了一道深深的痛痕。致使后来的日子，让我和父亲再不能像以前那样自然亲近。“*”将人与人的关系破坏得如此深重，难以修复。

迷茫的岁月…“文革”十年那些日子（5）

我所参加的组织被定为“保皇派”，而部队宣布支持的是夺权的“造反派”。我们是少数派，被压制被围攻被殴打，越是这样，越激起了我们的逆反。我们冲出重围徒步到大理十四军部上访。领导不接见我们，我们就在军部广场上绝食。后来不得不把我们安排在三塔寺食住，等待接见。一天，十四军副军长接见了我们，并指名见我，说军长梁中玉要单独接见我。我知道是想说服我劝说我离开，并预感到父亲可能正在军部开会。我说：“我毛主席都见过了，不想见他！”

回到丽江后，父亲放出话来，要我跪在毛主席像前请罪，并要我写检查书，否则就不要姓曾了。我听后干脆不回家了，住在学校里。是母亲悄悄给我点伙食费，时不时到同学家混顿饭吃。如果下乡演出，就在老乡家吃。现在已想不起来，自己是怎样度过那些日子的，好像没有为吃饭问题发过愁。从此以后，我和父亲的关系总有些生分。后来我在部队当兵时，父亲给我的信里说，“你不要了家人的亲情”。哪里是不要呢，自己还以为是在扞卫什么革命路线呢，泛滥的激情和幼稚无知混合在一起做的一些蠢事让人不堪回首。

丽江，在上世纪60年代，是个偏僻的小城，可在“*”中和全国一样发生过很多轰轰烈烈和凄惨沉痛的事情。后来我常想，幸而在“*”中我当的是“保皇派”，从没有做过一件违背良心的坏事。我清楚地知道，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做损害他人的事情，这是做人的道德底线。或许正是有这条底线，看不下“造反派”的过激行为，我才当了“保皇派”。多少年后，红卫兵被说成是打砸抢的暴徒时，我很坦然，没有受到良心的谴责。

如果还有一点值得说道的是，这段日子一起度过的同学，不少成了终身的朋友，这种同学的概念远不是在一个学校里一起读了数年书能解释的。那段经历成了他们生命中刻骨铭心的记忆。

时光蹉跎到196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