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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加拿大《环球报》记者,向人们传递一个重要口信“*墙是个好东西。”
1978年9月下旬一天晚上,芒克和我在黄锐家的小院吃过晚饭,围着大杨树下的小桌喝酒聊天,说到局势的变化,格外兴奋。咱们办个文学刊物怎么样?我提议说。芒克和黄锐齐声响应。在沉沉暮色中,我们的脸骤然被酒精照亮。
我们三天两头开会,商量办刊方针,编写稿件,筹集印刷设备和纸张。纸张不成问题。芒克是造纸厂工人,黄锐在工厂宣传科打杂,每天下班用大衣书包“顺”出来。张鹏志在院里盖了间小窝棚,成了开编辑会的去处。我们经常争得面红耳赤,直到深更半夜。张鹏志不停播放那几张旧唱片,特别是拉赫玛尼诺夫第二钢琴协奏曲,那旋律激荡着我们的心。
从12月20日起,我们干了三天两夜。拉上窗口小布帘,在昏暗的灯光下,大家从早到晚连轴转,谁累了就倒头睡一会儿。陆焕兴为大家做饭,一天三顿炸酱面。半夜一起出去解手,咯吱咯吱踩着积雪,沿小河边一字排开拉屎,眺望对岸使馆区的灯火。河上的脏冰反射着乌光。亮马河如同界河,把我们和另一个世界分开。
12月22日(*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干到晚上10点半终于完工,地上床上堆满纸页,散发着强烈的油墨味。吃了三天炸酱面,倒了胃口,大家决定下馆子好好庆祝一下。骑车来到东四十条的饭馆(全城少有的几家夜间饭馆之一),围小桌坐定,除了饭菜,还要了瓶二锅头,大家为今天》的诞生默默干杯。
我们边吃边商量下一步计划。首先要把《今天》贴遍全北京,包括政府部门(中南海、文化部)、文化机构(社会科学院、人民文学出版社、
人民文学》和《诗刊》)和公共空间(天安门、西单*墙),还有高等院校(北大、清华、人大、北师大等)。确定好张贴路线,接着讨论由谁去张贴。陆焕兴、芒克和我——三个工人两个单身,我们自告奋勇,决定第二天上午出发。
从夜间饭馆出来,大家微醺。告别时难免有些冲动,互相拥抱时有人落了泪,包括我自己——此行凶多吉少,何时才能欢聚一堂。你们真他妈没出息,掉什么眼泪?陆焕兴朝地上啐了口唾沫,骂咧咧的。
骑车回家路上,跟朋友一个个分手。我骑得摇摇晃晃,不成直线,加上马路上结冰,险些摔倒。街上空无一人。繁星,树影,路灯的光晕,翘起的屋檐像船航行在黑夜中。北京真美。“解开情感的缆绳/告别母爱的港口/要向人生索取/不向命运乞求/红旗就是船帆/太阳就是舵手/请把我的话儿/永远记在心头……”我想起头一次听到的郭路生的诗句,眼中充满泪水。迎向死亡的感觉真美。青春真美。
2008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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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郎郎:宁静的地平线(1)
1943年11月出生于延安,1968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美术理论系。曾任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教员,院刊编辑。之后曾任《国际新技术》杂志总经理,《中国美术报》副董事长,香港《九十年代》杂志专栏作家。出版过文集《从故乡到天涯》和《大雅宝旧事》。
现为普林斯顿中国学社研究员,同时在美国国务院外交学院教授汉语及中国文化。
一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我听说许多人在全国各地草棚里、油灯下,一肚子理想,满脑门子深刻。在写着、画着、唱着,做着文艺梦。都是形形色色、不同层次、不同境遇的理想主义者。玩文学的差不多都是这种人。他们琢磨、创作,试图活出个模样,寻找意义。
也许他们就这样歪打正着,一不留神为中国文学艺术传承做了很多事。
在那个年代,大面儿上来看是个文化贫瘠的时光,他们这些活动渐渐形成了文化潜流,在地下交汇着、涌动着。所以,到了八十年代才会有那样一次划时代的文化群体勃发。
我也许是由于喜欢写东西,曾经组织过一个文学沙龙,还在酒后茶余口无遮拦,于是,在那个年代蹲进了监狱。也算是那个年代里间接对文化传承“有所贡献”。大概,正如鲁迅说的:咱萌不了芽,还当不了供天才们生长的泥土吗?那些年头,的确我当的就是最底层的泥土。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的那个午夜,我和许多年轻人一样,是在油灯下守岁。不过,大多数人在农村、在农场。而我却在牢房。
平时屋里再冷,今夜炉子一定要火旺。也许,这意味着来年没准儿会转转运。我们这儿的炉子,你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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