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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廷里边的决定，下级的官员也不可能改变朝廷做好的安排，这都是明摆着的道理。”最后赵高又强硬地说：“您听我的安排，您就可以永保权势，永保富贵，益寿延年；您要是不听我们的，您立马就会性命不保，断子绝孙，现在就看您何去何从了。”

于是李斯长叹一声，无可奈何地说：“既然我不能坚决维护始皇帝遗诏的原意，我还能做什么呢？那就听你们的吧。”于是李斯卖身投靠了赵高，上了赵高的贼船。

在这场较量中，我们看到这样几点：

一、赵高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他是从一个小瘪三、小催巴儿的基点出发，为争大富大贵而拼命，野心勃勃、锐不可当；李斯则是一心考虑如何保住既得的利益，别让既得的利益丢失，故而胆小如鼠，底气全无。

二、李斯饱读儒学经典，作为一个大臣在这种场合应该怎么做，他心如明镜；他一旦投向赵高，今后就要受千夫所指，被千古所骂，他也心如明镜；他既怕扶苏日后对他不信任，对他下毒手；又怕赵高与胡亥眼下对他下毒手。于是他在关键时刻，屈服于压力，出卖了灵魂，上了贼船。

孔子当年说过：“鄙夫可与事君也与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无所不至矣。”（《论语·阳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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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阳末路悲黄犬（4）

在没有得到他所向往的那种职位权力时，他挖空一切心思，千方百计地钻营，以求得到它；当这种炙手可热的权势、职位一旦到手，便又战战兢兢地时刻想着如何把紧它，别让它失掉。一个人如果整天处于患得患失之中，那他就可以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了。

三、李斯上了贼船，既是赵高逼的，也是他自愿的。这是一个十分清晰的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的事例。明代屠隆说：“李斯诈立胡亥，阴弑扶苏，虽由赵高之奸，实其私心之肯也。盖焚书坑儒，斯议也，扶苏谏坑儒而居外，斯必深念之；以吏为师，斯议也，胡亥傅之以高，学习法事数年，斯必深欲之，则斯心欲立亥，不欲立苏，亦彰明较著也。”

秦始皇生前的历史贡献很大，但秦始皇的确也做了许多劳民伤财、惹天下臣民憎恨的事情，这些罪责李斯也都有份。秦始皇的有些作为，长子扶苏是反对的。如果让扶苏继位做了皇帝，扶苏要拨乱反正，要向全国臣民表现诚意，到那时不查办李斯还能查办谁呢？这当然也是李斯自己反复掂量的事情。所以赵高开头一连五个质问李斯“能不能超过蒙恬”，真可谓瞄准了靶心，箭箭射中要害。

赵高拉李斯上贼船这段文章，可以说是写得非常好，把两个人物各自的心理活动，各自的神情口吻，都表现得极其生动、极其真切。赵高是我国古代文学史上第一个描写最充分的既奸诈透顶，又极其凶狠、极有手段、极有进攻性的恶人形象；而李斯则是一个因患得患失而被拉上贼船，又卖身投靠、为虎作伥，最终害人、害己、害国、害家的变节者的典型。两个坏家伙的性格都是极其鲜明的。这段文章把两个坏家伙之间的你来我往、反复较量以及他们的心理活动、口吻神情，写得如此详细，其中不知经过了多少人的艺术加工。它们都始自一个传说、一个故事，于是人们便在这个传说、这个故事的基础上越编越细致，越编越生动。

明代邓以瓒说：“高、斯密谋，宜不令人知之，乃叙之详悉如此，且文词甚工丽，可见古时史职。”

清代郭嵩焘说：“史公传李斯，历载赵高所以愚弄二世及李斯者，多近于故事传说，故于此叙二世斋上林，居望夷宫，射行人及自杀事；又赵高上殿，殿欲毁者三，皆如小说家言，汉代或有此传说，史公以所闻而附之《李斯传》，亦疑以传疑之意也。”（《史记札记》）

李斯卖身投靠赵高、胡亥的行为，对历史进程影响巨大，如果扶苏上台，实行拨乱反正，也许秦朝不致灭亡。

吴裕垂说：“夫以始皇开国之宏规，诚得公子扶苏而嗣之，宽以济猛，文以守成，更张者数载，休养者数载，陶淑者又数载，礼乐教化之隆，胥将拭目而俟也，所谓事半而功倍者，此其时矣。数传之后，颂其诗，读其书，稽其制作，览其规模，论古者又何所置其议？扶苏而不获嗣，始皇之不幸也，抑亦天下黔首之大不幸也。”

由于李斯卖身投靠，与赵高、胡亥相勾结，倒行逆施，变本加厉，遂使秦始皇政策的错误部分更加恶性发展，于是在秦二世的元年七月，就爆发了陈涉领导的农民大起义。秦王朝就这样被李斯等人折腾得无药可医了。

四　李斯被赵高所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