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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意思是除儒家以外的其他学说统统废止，不许其

流行，只有这样，全国的政令、整个社会的思想、行动才能统一。汉武帝就是

采纳董仲舒的这个建议，推行他的尊儒活动的。

儒学的创始者是孔子，其后又有孟子、荀子等人。但汉武帝所真正尊起来的“儒学”，却与我们从先秦古书上所读的“儒学”与“孔子”有所不同，它是被董仲舒、公孙弘等改变了面目，用儒家旗号包装起来的一种熔儒家、法家、阴阳五行家等理论于一炉而为汉武帝巩固统治服务的一种学问。

汉武帝所尊之儒有两个鲜明的特点：

其一是充满神学气。他们大讲“天人感应”，大讲阴阳五行，变儒学为宗教。汉代儒生甚至神化孔子，说孔子能预知他身后的儒派弟子将有被秦朝焚坑的磨难，到汉朝的第五个皇帝时将使儒学大放光彩等等，这些问题详见于王充的《论衡》。

其二是明明白白地为巩固皇权统治服务。他们鼓吹“君权神授”，说“皇帝受命于天”，“社会上的一切臣民都受命于皇帝”。他们改变了孔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对两方面都有要求的提法，而将“三纲”、“五常”、“忠孝节义”等等都说成是上天意志的体现。而“三纲”中的根本一条是“君为臣纲”。这样的理论当然是汉武帝所喜欢听的。

公孙弘提议建立的“太学”，是汉武帝尊儒的一项重要工程。这是一个由朝廷举办的以培养儒学弟子、为各级官府输送人才的地方。在“太学”里任教的教官称作“博士”，受教的学生称为“博士弟子”。这些弟子们毕业考试合格后，分配到各级政府机关充当文秘人员。负责给本部门的长官起草上报、下发的各种文件，这些文件要一律用儒学的辞令、儒家的条文包装起来。汉武帝本人下发的诏令，要让大文学家司马相如那样的人代为起草，或代为修改，使用的语言和说话的口气，都像是儒家的经典《尚书》里的文章，都像商汤、周武王的说话那样艰深古奥。所以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汉代官场的一些应用文，都是满纸的“子曰”、“诗云”，一派温文尔雅的样子。

千秋功过说汉武（2）

汉武帝的这种统治被称作“杂霸王道而用之”，这就是说，它既要用儒家的一些教条、一些词语来欺骗人、麻醉人，又要用儒家外衣包装下的秦始皇那样的严刑酷法来镇压人、统治人，这就叫做“文武并用”，一方面有牧师的职能，一方面又有刽子手的职能。这种儒学一经确立，它不仅对维护汉王朝的统治起了重大作用，而且这种作用一直影响到清朝末年。所以汉朝以后的历代帝王都提倡尊孔，道理是很容易理解的。

汉武帝之茂陵汉武帝的尊儒与伴随尊儒所推行的一些措施，的确取得了效果，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其一是实行“推恩法”，让各诸侯国的老国王划分自己的领地以分封他的所有儿子为侯，从而把各诸侯国变得零碎不堪；同时又寻找借口、编说罪名，把这些小诸侯加以取缔：如芒侯刘申生因娶皇帝的女儿为妻，对妻子不敬，被废除；祈侯刘它因陪着皇帝打猎而自己提前结束，被废除；绛阳侯刘禄、宁侯刘指因走出自己封地的界线，被废除；宋子侯刘坐因到边境以外买东西，被废除；邔侯刘遂因卖房子给公家故意提高价钱，被废除；山都侯刘当、安丘侯刘指因打算到上林苑偷鹿，被废除；河阳侯刘信因向人借钱六个月不还，被废除……后来觉得这样一个一个零敲碎打地处置不解气、太麻烦，于是抓了一个诸列侯凑份子陪皇帝祭祖，交纳的金银“分量不足”或是“成色不好”为由，一下子消灭了列侯一百零六个。就这样，自刘邦开国以来国内割据的威胁遂告解决。

其二是实行用儒家外衣包装下的严刑峻法，使举国上下更加战战兢兢、循规蹈矩。先秦儒家反对武力与刑罚，汉武帝是怎样把儒学与刑罚巧妙地结合起来呢？当时的头号酷吏张汤从儒家经典《春秋》中摘引出一些词句，编成一本书叫《春秋决狱》，专门给当时的法官判案做引经据典之用，这一下子就使孔子成了汉代酷吏的祖师爷。班固在《汉书·刑法志》中记载当时的情况说：“及至孝武即位，外事四夷之功，内盛耳目之好，征发烦数，百姓贫耗，穷民犯法，酷吏击断，奸轨不胜。于是招进张汤、赵禹之属，条定法令，作见知故纵、监临部主之法，缓深故之罪，急纵出之诛。”尤其是当时还有所谓“腹诽”之法。汉武帝为更简便地进行搜刮，想推行一种新的货币。大司农颜异没敢出面反对，只是嘴唇轻轻地动了一下。于是汉武帝说：“即使你嘴里没说，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