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部分(第3/4 页)

兵于后方江陵、公安等基地，防守荆州，又要攻取曹魏军事重镇襄樊，真乃捉襟见肘，其艰难自不待言。由于关羽兵微将寡，故久攻樊城不克，及至曹操统率大军屯驻摩陂，调遣徐晃、徐商、吕建、殷署、朱盖等各路援军至樊城时，关羽面临强敌，兵力更显单薄。当时关羽所部，与孙权西线兵力之比是一比二，同曹魏襄樊守将曹仁的兵力大体相当，但当曹操进驻摩陂、徐晃兵援樊城后，又陡然变化为一比三。曹、孙合流，南北夹击，关羽就处于一比五左右的绝对劣势。

从军事实力、将帅配备、地理形势来看，益、荆二军是蜀汉政权中主力军和偏师的关系，益州军起着主导作用。荆州军的作战乃至生存，都需要益州主力的配合和支持，而关羽征讨襄樊之举正是在没有益州军支援下的单独行动，面对曹、孙两大强敌焉能不败。

论者皆谓吕蒙偷袭荆州，致使关羽军败身亡。其实即使东吴不背盟图羽，单凭关羽这支偏师亦很难攻取襄樊，而在曹操遣徐晃配合樊城曹仁夹击关羽之际，羽军已面临覆灭的危险。史载“羽乘船临城，立围数重，外内断绝”《资治通鉴》卷六十八“献帝建安廿四年”。。但智勇双全的曹魏大将徐晃竟能攻入重围，破羽围堑鹿角十重，迫使荆州军撤襄樊之围而返师南逃。只因曹操欲“使两贼（指孙权、关羽）相对衔持，坐待其弊”同上。，才下令停止追歼羽军。故胡三省评曰：“晃营破羽围如此而不能制，使吕蒙不袭取江陵，羽亦必为操所破，而操假手于蒙者，欲使两寇自弊，而坐收渔人、田父之功也。”同上。王夫之亦认为：“关羽之覆于吕蒙，固意外之变也，然使无吕蒙之中扰，羽即前而与操相当，羽能制操之死命乎？以制曹仁而有余，以敌操而固不足矣。”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九。两人所见略同，确是中的之论。

论者又谓关羽麻痹轻敌，尽撤荆州守兵以攻樊城，遂造成后方空虚，给孙权以可乘之机。其实这也需要分析，关羽抽调荆州守兵，固然是他对东吴偷袭荆州的可能性估计不足。但如果不是樊城前线形势艰危，亟须增兵，他又何必动用看守老家的部队呢？关羽南征北战数十年，虽称不上足智多谋，但亦并非一勇之夫，焉能虑不及此，他之所以出此下策，其实亦有难言之隐。

那么，为何会造成荆州兵力如此空虚的局面呢？笔者认为这是刘备违背了诸葛亮、庞统的战略部署而造成的恶果。刘备集团在占领荆州之后，必须分兵取蜀，“以定大事”。按照诸葛亮的军事意图，由刘备率军袭取益州，开辟新的基地。但必须留下重兵驻守荆州，即确保这块战略要地，又预伏以后北伐的兵力。所以在同刘备分兵时，刘备只带走黄忠、魏延等将领，诸葛亮自己则亲自镇守荆州，并留下关羽、张飞、赵云等大将。

因益州牧刘璋暗弱无能，故庞统认为可用奇兵袭取巴蜀，他先劝刘备趁与刘璋在涪城会合之机，一举擒璋，以收兵不血刃而定益州之功，但刘备不从，以致错失良机。继而庞统又在刘备进讨张鲁时，建议他“阴选精兵，昼夜兼道，径袭成都”。因为“璋既不武，又素无预备”，这样也能达到“大军卒至，一举便定”《三国志》卷三十七《庞统传》。的目的，可惜又遭刘备拒绝，失去两次绝好的轻取益州的机会。最后刘备还得同刘璋兵戎相见，但由于时机延宕，益州人马已作了充分准备，结果进攻受挫，军师庞统也在攻打雒城的血战中中箭身亡，此时刘备兵力受到损失，进退失据，不得不再次调荆州兵入川。

襄樊之役与关羽失荆州（3）

倘若刘备听庞统的谋划，用奇兵巧袭益州，则不仅壮大了入川这支军事力量，而且也使荆州军根本不用分兵入川，可惜由于刘备的迂腐固执，把第一步棋走死了，就迫使荆州大部分兵力西进，虽然救活了益州危局，却造成荆州军势单力孤的险境。但如果刘备对荆州局势有清醒的认识，收川后能及时调整战略部署，亡羊补牢，大局仍可挽回。因为在刘备取巴蜀、定汉中后，势力达到鼎盛，益州蜀军总兵力估计已达十五万左右《夷陵之战确系以少胜多》一文对刘备收川后的兵力作了估算，笔者十分认同。此文载《北京师院学报》，1980（2）。，刘备完全可以分出一部分兵力，派张飞或赵云还师荆州，以实江陵之虚。倘若荆州军能增加到七八万左右，蜀国主要五员大将中能有两员或三员一起镇守荆州，再派法正这样的智囊为“谋主”，则荆州之守亦可稳如泰山，确保无虞了。正如后来孙吴镇守荆州的大将陆抗所言：“使臣所部足满八万，信其赏罚，虽韩、白复生，无所展巧。”《三国志》卷五十八《陆逊传》附其子《陆抗传》。可是，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