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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伟1957年出生于海南，小学时迷上矿石收音机，然后就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业余无线电爱好者。1981年从华南理工大学无线电系毕业以后，先在省气象台工作，后来调入中国电子进出口总公司华南分公司五处。88年的某一天，五处几位同样血气方刚的同事一起喝茶的时候，大家不谋而合想要办一家出口加工厂，梁伟还给工厂起了个名字，叫“迪生”。“爱迪生嘛，一语双关。”他开玩笑说。（因品牌注册问题，后来把产品名该成迪桑。）作为一个多年的收音机发烧友，梁伟理所当然地担任了广州迪生公司副总兼东莞迪生收音机厂厂长，肩负起迪生的产品开发和生产管理的重担，和伙伴们一起，开创了迪生的收音机事业。

一开始，朝气蓬勃的迪桑收音机青云直上，1991年底杭州24小时“西湖之声”广播节目开播时，人们以抢购佩带迪桑R707二波段立体声收音机为荣；天津百货大楼广场几千人连夜排队购买迪桑收音机。一时间，迪桑的名气甚至排到了当时几个收音机名牌之前。

然而，随着迪生公司的迅速壮大，一种掺混着虚荣与自卑的复杂心理在公司某些领导当中蔓延。92年，当家的领导大会小会上说：“一听到别人说迪生是个做收音机的，我自己就觉得都脸红。”按照他们的逻辑，既然收音机能做成功，就可以做传真机，就可以做无绳电话，就可以做卫星通讯，也可以做房地产物业……。迪生开始渐渐背离了它自己的初衷：“不是最大的，但是一流的”。

在这种心态主导下，迪生开始挥金如土、“画地圈楼”，“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迪生“大跃进”的目标居然夸张到三年内年销售额要达到63个亿！梁伟说：“我只有一个词来形容当时的迪生——自残。”

一方面，极度狂热的人们“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而另一方面，因为公司背叛了理想和失去了理性而感到厌恶的人们开始离开迪生，尽管是“一步一回头地离开”。1993年冬天，爱收音机如命的梁伟也走了，公司说他到国外读书，但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直到95年的10月，《读者》杂志登出了第一期的德生收音机广告，人们才知道他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在离迪生旧厂址只有800米的地方，在当地政府和朋友们的支持下，创办了　“德生电器”公司，公司最小时只有5个人，　Q和H副总以及另外2个光棍部门经理，也来自迪生，他们默默地继续着收音机之梦。

1995年10月后，很多先后离开迪生的干部和员工陆续又聚集到了德生。现在德生副总以上的干部，都来自迪生。总经办主任、品管部、工程部和制造部经理，1988年在迪生工厂工作时，是同一条生产线上的员工。直到现在德生的干部在开会时还偶尔口误，将德生说成迪生。

不过，千万别以为德生只是个近亲繁殖、不思进取的封闭企业。1996年9月后，曾在深圳赛格工作过的M君和Z君，也加盟德生，并一度主管德生的总工办工作。还有很多生产和技术骨干都是来自其它的收音机厂。德生现在的副总经理樊中雄在德生BCL论坛发的一张帖子里写道：“这群设计过收音机、生产过收音机、卖过收音机人、始终热爱收音机的人聚在一起，德生的事业就这样起步了！”　樊中雄自己也是迪生出身，大家都叫他老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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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德生：我选择，我喜欢（2）

有德自然生

因为梁伟的email里头说：“你可以先去工厂看看，如果还有什么问题我们再聊。”所以我真的先跑到德生在东莞火炼树工业区的工厂转了一圈。而接待我的正是老樊。

因为费了很大的劲才找到德生的大门，当时，这家只有8年历史的公司已经拥有近千名员工，8条生产线，生产40多种型号的收音机，是中国收音机产业无可争议的龙头老大。所以我颇有些抱怨地跟老樊说：“你们怎么也不弄个醒目点的招牌。”老樊笑道：“别说醒目不醒目了，1998年以前公司干脆连招牌都没有，后来直到有重要外商要来参观，才不得不做了一块。”后来我才知道，这就是所谓“隐形冠军”的经典作风。

还有一件有意思的事情。这么多年，被德生人私下里称为“恶霸领导”的梁伟在东莞德生的工厂里居然没有自己的办公室，他一天到晚就是在工程部、车间和收音机陈列室里转悠。8年来，已经小有成就的德生就这样执着地保持着一个草根企业朴素的“创业家精神（entrepreneurship）”。

去过工厂之后，我回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