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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谈，我劝他与我一道起义，他说：“新津与泸州相去很远，很难拉到一起来。”

“我打电报给你，叫你开宜宾，你得电就走，国防部直接打电通知你，你干脆不理。”我回答他说。

“万一国防部派兵打我呢，怎么办？”

“现在解放军旦夕入川，全川除我这个军而外，没有机动部队，难道我下命令叫你开宜宾，我还打你吗？”我说。

“成都地下党也与我有联络，允许我作预备党员。”他不正面答复我，仅仅这样说。

“这样好的条件你还不干吗？我接受考验四五年了，还得不到这个条件嘞。”我答。

“周迅予同我商量定，战事失败，我们逃到松潘里边一个秘密地方藏起来，等到第三次世界大战起来，我们再出来。”他又向我说明，他另有企图。

我见他不明世界大势，所出主意很不高明，连忙劝阻说：“第三次世界大战，打不打得起来根本就成问题，即使打起来，谁胜谁负也难预知，蒋军就是打回中国来了，别人有汗马功劳，你跑在山沟里躲了几年，还想出来捞一把吗？这道理不是很明白吗？”

“世界大战打不起来，我就隐姓埋名，过一辈子。”他固执地回答。

“能不能隐姓埋名过一辈子，也很难说哟，我们不原来就信仰共产主义吗？还是我们一道起义，以图恢复党籍为好！”我又恳切地劝他。

但是说来说去，他一时拿不定主意。最后他说：“我不是到你这来，就是到松潘里边去。”

我们的谈判毫无结果。

11月下旬，他来电话，说肖毅肃打电话给他，说国防部要他的部队开江津县对岸白沙沿江布防。月底他又由白沙与我通话，说部队已全部到了白沙对岸一带。我向他说：“我这里兵都调出去了，泸州空城一座，你快来呀！”

宜宾起义（2）

“我马上给你派一营人来。”他回答。

“一营人顶什么用，我要你全师都来！”

“好吧！我给毅肃打个电话。”他还是下不了决心。

“不用打电话给毅肃了。快来！”

“好！”他答应。没想到这是我同他最后的交谈。

但是最后重庆解放，他一兵一卒也未到泸州，他也随败兵一道，溃逃到成都方面去了。我起义后，成都不久也解放了，他那一师的军官跑了几个到军部来，说他们师未打仗就跑垮了。师长下落不明。1951年听说他在松潘为匪，被击毙了。

11月30日重庆解放，解放军以秋风扫落叶之势，向成都挺进。国民党溃军沿成渝公路退却，车辆在椑木镇轮渡，三天三夜都走不通。于是许多车辆、部队，涌上遂宁通成都的公路上去，乱七八糟退往成都。

12月2日，我以电话叫柏恒向宜宾撤退。

12月3日清晨解放军由泸州下游罗汉场打电话给我，问我是不是郭军长。我说：

“我是。”

“我们是第十军，军长杜义德。”

“你是解放军吗？”我觉得杜义德这个名字很陌生。猛然一下意识到是解放军，于是就这样问。

“是的！杜军长叫你派人接洽起义！”对方答应。

“好！我按计划行事！”我一时不知所措，糊里糊涂这样说。什么计划呀？对方根本不知道。原来是这样的：我计划在宜宾起义，重庆解放之前，任廉儒要我自告奋勇守重庆，以便保护工厂。我告诉他，我的部队与刘文辉、邓锡侯等二位部队不同，意见不统一，不听招呼，再加上蒋介石特务控制严密，根本无法到重庆起义，就是在宜宾起义都可能会有许多麻烦，不如仍按原计划在宜宾起义，以免弄巧反拙，任廉儒表示同意。及重庆解放前夕，任来电报叫我按原订计划进行。这时我找不出话答应，所以就本能地说这样一句话。

我放下电话后，觉得很不妥，话没说明白，于是拿起话筒，问电话局，刚才电话是哪里来的，给我再接过去。电话局的人回答说，不知哪里打来的，再接不通了。

我于是问高级参谋徐孔嘉可不可以去走一趟？

徐孔嘉是我1927年在涪州时的老朋友，我知他是共产党员，多年不见面也未通音信。我向任廉儒同志要军事干部后不久，他到泸州来了，我以为他是党派来的，高兴地问他还与党有联系没有？他回答说早已失去联络。我摸不透他的底，不能断定他是什么动机来的，因此留他任高级参谋。及我问他可不可以去走一趟，他反问说：“去做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