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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篇自述
我自从十八岁加入革命队伍，就是想把革命干成功，没有任何别的考虑，经历也是艰难的就是了。我一九二七年从苏联回国，年底就当*中央秘书长，二十三岁，谈不上能力，谈不上知识，但也可以干下去。二十五岁领导了广西百色起义，建立了红七军。从那时开始干军事这一行，一直到解放战争结束。建国以后我的情况你们就清楚了，也做了大官，也住了“牛棚”。你问我觉得最高兴的是什么？最痛苦的是什么？在我一生中，最高兴的是解放战争的三年。那时我们的装备很差，却都在打胜仗，这些胜利是在以弱对强、以少对多的情况下取得的。建国以后，成功的地方我都高兴。有些失误，我也有责任，因为我不是下级干部，而是领导干部，从一九五六年起我就当总书记。那时候我们中国挂七个人的像，我算是一个。所以，在“*”前，工作搞对的有我的份，搞错的也有我的份，不能把那时候的失误都归于毛主席。至于“*”，那是另外一回事。我一生最痛苦的当然是“*”的时候。其实即使在那个处境，也总相信问题是能够解决的。前几年外国朋友问我为什么能度过那个时期，我说没有别的，就是乐观主义。所以，我现在身体还可以。如果天天发愁，日子怎么过？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出来工作，从一九七七年到现在是七年，我相信没有犯大错误。但究竟怎样，让历史去评价吧！①
① ９84年３月２５日*会见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时的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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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走上革命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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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生于一九○四年七月十二日（农历），学生，父业教育。
（我）生于一九○四年七月十二日（农历），学生，父业教育，同时又是军政界中人，同时又是一个小地主。①
我的家庭经济地位是一个将破产的小资产阶级的地位。我的父亲是一个小官僚，是进步党的党员，民国三年我的父亲曾任四川广安县警卫总办，所以家庭当时的生活可谓丰满已极，其后进步党的势力在四川大失败，于是我的父亲亦随之下台，逃难在外约七八年之久，因之，家庭的经济亦随之而逐渐破产，直到现在，仍然继续处在逐渐破产的命运，不过现时中国军
阀的势力还存在，小官僚还有依附军阀剥地皮的可能，所以，我的家庭在现在的生活可算是没有什么问题。
我的家庭除了我的父亲去捧军阀剥地皮得来的臭钞可以补助家庭的需用外，还有每年几十石租及几万株桑的收入。本来，这样的收入，如果过很俭约的生活，是很够了的，不过我的父亲每每总要闹官派，以致家庭的经济往往发生困难。不过我两个兄弟的学费是不发生问题的。至于我对于家庭的关系，以及家庭对于我的情感也可以说一说。我从母胎坠下来直到我十六岁出国时的生活都是过的很自由很丰富的生活——贵公子的生活，我的父母之爱我犹如宝贝一般。因为我自幼时资质就颇聪明，他们的爱我，自然是对我有很大的希望，希望我将来能够做官发财，光耀门庭，改换祖宗。其后，我到了法国，我的环境使我发生了退婚的念头，尤其是我加入了共产主义的团体后，此念愈决。原来我在一岁的时候，我的父母为得要想早日养得孙儿，为要实行“孔子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格言，所以在我不知不觉中就给我定了一位地主唐家的女儿。我到法国后，“自由恋爱”的呼声，充满了我的耳鼓，触发了我的心事，于是我决定写信回家退婚了，不久我便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更觉得一个不识字不相识而毫无关系的女子，于我将来的革命工作实无补益且有障碍，于是又接连写了若干封信向我的父母请求退婚。不两月，父亲的回信到了，大骂我这种行为是不孝，是大逆，并且说“倘故意违拗，家庭与汝从此脱离关系任其所为可也”的忿怒话来。我怎么办呢？当然，只有两条路：一是受家庭的软化；一是与家庭脱离关系。于是又写了一封回去，坚持退婚的主张，结果，他们以后的来信，也不说脱离关系的话了，也不提及退婚的事了。最近几月简直没有通信了。至于我以后呢，也不写信回家去正式脱离关系，不过以后我对于家庭，实际上可说是已经脱离了关系了。①
①*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期间撰写的自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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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邓垦（邓小平胞弟）谈家世（1）
我们家是个小地主，破落地主，只有四十亩地。四十亩土地，在我们那里叫两百挑。父亲长期在重庆不回来，家里很困难，经常欠债。父亲过去在成都念书，也担任过县联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