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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伯·丹拜认为，这种以为火烧圆明园的记忆已经消失的看法是完全错误的。她确信，恰恰相反，在中国人的集体记忆中，圆明园被视为自己历史遗产的一部分，他们根本没有忘记圆明园的毁灭。纵火者原本以为打击的是皇帝本人，实际上他们伤害的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情感。

丹拜夫人认为，实际上，大部分中国人已经忘记了导致这场报复行动的直接原因。但相反，火烧圆明园“一直是一个敞开的、敏感的、灼痛的伤口”，永远也不会被忘记。其真正的原因是，人们关于真龙天子——火烧圆明园的惩罚对象——的记忆已经随着时间烟消云散，但北京的老百姓，也就是由于额尔金手下留情而免于一死的北京人的后代，仍感到自己受到了凌辱和伤害。他们将圆明园视为民族遗产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们忘记了圆明园只是为了一个人，即当朝的皇帝，而存在的。就像被剥夺了继承权的后代一样，他们对失去这样的艺术和建筑瑰宝愤恨不已。他们将谴责的矛头直指英国人，痛斥他们的万达尔行径。

何伯·丹拜继续写道，法国人实施的破坏和抢劫行为几乎被忘记了，中国人自己做下的更大规模的抢劫行径被轻易地掩盖了。然而，当排外的浪潮周期性地震荡中国的时候，火烧圆明园总是被推到前台，它已成为人们心目中最强大有效的宣传工具之一。比如，中国1937年遭到日本入侵之后，大量关于圆明园的文章发表出来并分发给老百姓，号召中国人民奋起反抗西方人。

她总结道：“事关如此重大的历史事件，只有时间能厘清愚蠢与智慧。额尔金通过这一决定达到了他的目的，即几天后签订了和平条约。但他的行为，被普遍视为对未来几代人的伤害。不仅在中国如此，而且在整个世界也是如此”。

亚洲出身的历史学家潘尼迦指出，额尔金的错误在于，“他天真地以为，火烧圆明园将给东方人留下强烈的印象，使中国人持久地惧怕欧洲人。看起来，欧洲人有一种奇特的逻辑，他们坚信自己在亚洲人心目中的威望会随着野蛮和残酷程度的提高而与日俱增。如此愚蠢的行为不可避免地留下持久不灭的印迹，但它与额尔金所想象的完全相反，它完全是对‘野蛮人’的刻骨仇恨和无言蔑视”。

在这场争论中，历史学家汪荣祖完全支持丹拜夫人（无疑还包括潘尼迦先生）。汪先生承认圆明园是当朝皇帝的享乐之所，额尔金毁掉它完全是针对咸丰皇帝。实际上，咸丰皇帝本人确实深受打击。他补充道，然而不幸的是，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从来没有认为火烧圆明园只是一场惩罚满族统治者个人的行动；他们认为，这一疯狂的毁灭行径没有任何道理可言。此外，用火烧毁无可替代的文化珍宝，也是整个人类的巨大损失。

在他看来，额尔金本欲施加给清朝皇帝的教训，在中国人的心目中被视为一场深重的民族灾难。对圆明园的洗劫和故意纵火，大大加重了中国人对西方及西方自以为是的现代性的戒心与不解。他接着说，同过去一样，今天的中国人仍然痛惜这座宫殿的毁灭，虽然他们有理由对宫殿所象征的一切表示憎恨。但他们不会忘记它，因为他们认为，这座巨大的皇家宫苑是他们文化遗产的一部分。他们特别憎恨十九世纪的英国，它当时是世界上主要的帝国主义强国。满汉两族的精英都痛斥“欧洲帝国主义者”的万达尔主义和野蛮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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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法国人见证的洗劫（30）

汪先生最后问道，假如无论出于什么原因，白金汉宫被外国侵略者摧毁，那么英国人会做出什么反应呢？虽然白金汉宫里只住着英国的国王！

一位杰出的满族文人向咸丰皇帝的继任者同治皇帝（1862…1875年在位）上书，提醒皇上勿忘“庚申之耻”。清朝末年，有多位著名诗人，在自己的诗歌作品里，为化为灰烬的皇家园林和收藏发出痛苦的悲吟。

康有为（1858…1927），这位戊戌变法中开明而又不幸的改革者，当他1904年在巴黎的集美博物馆里发现1861年从圆明园抢来的大量文物，以及1900年由镇压义和团的八国联军从北京带回的大量文物时，深感耻辱和悲愤。康有为认定这些文物是无价之宝，代表了中国国粹数代以来萃集的精华。他对中国如此大量的民族瑰宝流落它乡痛心疾首。他回想起自己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经常到圆明园废墟附近散步的情景。同许多人一样，他将圆明园的悲剧与中国的命运联系起来。他梦想着有朝一日能重建昔日的辉煌。

李大钊，中国共产主义之父，中国共产党的创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