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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国内的各种混乱景象通过各种媒体的报道被传到了日本的时候，刘建业只能在晚上一个人的时候，对着天上的月亮一个人暗自神伤。为什么抗战胜利了，国内的人民生活还是不能得到改善？为什么在中国，腐败就这样难以解决？究竟到了什么时候，中国的百姓才能摆脱“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命运？难道这就是中国的宿命吗？

1946年1月19日，驻日盟军最高司令部以特别通告的形式，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同日，在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成立。

3月至4月，11名来自美国、中国、英国、苏联、法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荷兰、印度、菲律宾的法官相继奔赴东京……

1946年3月20日，受当时中国国民政府的委任，梅汝璈飞抵东京，担任远东国际大审判的中国法官。

公路上，一辆行驶的汽车中，梅汝璈透过车窗玻璃默默地看着日本郊外残破的景象，满目的废墟，路人处之淡然的神情，各色杂陈军便服混穿的男女以及那只翩翩挺立一直跟随在车窗旁的蜻蜓，看到这些梅汝璈心中可谓是五味杂陈。

我终于看到了横滨和东京被炸后的情形，我注视公路两旁的景象和路上日本男女的表情。

我的总印象是横滨和东京的工厂都炸光了，所谓庐舍为墟，一片焦土，我这时才体会到其真正的意义。

无论男女，他们和我22年前在日本所见的已经太不相同，孰令改之？这却不能不叫我们正要审判的那些战犯们负责！他们扰乱了世界，荼毒了中国，而且葬送了他们自己国家的前途！一个本可有所作为的国家而招致这样的命运，真是自作孽不可活。这是历史上的一大悲剧，也是一大教训！

时隔多年，透过这段日记文字，人们依稀可以看到梅汝璈就这样怀着复杂而强烈的感受，走进了那段3云变幻、充满变数和利益博弈的历史……

这是个既像酒吧又像宴会厅又有点异国情调的场所，人声乐声交织在一起，欢乐热闹。

一支菲律宾乐队在演奏着。不同种族人的面孔交迭晃动着。

中国法官梅汝璈端起一杯干红，走向散坐在宴会厅各处的各国法官，向他们一一敬着酒。各国法官客气地寒暄着。之后，梅汝璈来到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长、澳大利亚法官卫勃的面前。

这时，宴会厅大门再次打开，《大公报》记者肖南走了进来，他拿起一杯威士忌四处张望，看到梅汝璈正在和卫勃交谈，于是他独自走到一个角落，似乎很快就置身于喧嚣之外。

此时，向哲浚进来，一进来便四顾逡巡，当他看见梅汝璈之后就拿起侍者送上的一杯酒，抿着酒等待着。

梅汝璈和卫勃谈完之后一扭身，就看见了不远处正在注视着他的向哲浚，于是他叫了一声：“明思。”向哲浚微笑着走了过来，拥抱过后两人向里面走去，边走边说。

“怎么才来？”梅汝璈问道。

“吵起来了！”

“为什么？”

“苏联提出把天皇裕仁也列入战犯起诉，美国人不同意。美国人拿《波茨坦公告》说事，说答应过要保留天皇制。”

“这是狡辩。保留天皇制和起诉裕仁有什么关系？裕仁犯了罪，理应受到惩罚，重新选个继承者不就行了。如果不对天皇进行审判，那还叫什么审判！”

“我也坚持起诉，几方意见争得一塌糊涂。”

“最后呢？”

“未付表决，暂时搁置。我担心是永远搁置了。”

“报上吵着说是天皇已经密见老麦了，两人谈了一个多小时，谁也不知道谈了些什么。这样下去，何谈公正？”

“这就是利益。在这里盟军是老大。哎，这几天在这儿还习惯吗？”

“各国法官一直聚不齐，今天庭长卫勃刚到，这几天也就是看看报，准备准备。”

“太羡慕你了，我是焦头烂额。我们接到中央通知太晚了，麦克阿瑟又催得急，匆匆而来，人手不够，又没太多的证据，被动至极。我已经打报告向国内要人了。”

不知不觉，两人已经走到一个坐满中国人的大桌子前，国民政府教育部次长兼中央大学校长顾教授站起来举杯招呼，其余人也纷纷站起身寒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