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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且，还需要全体参议员的一致通过，但许多参议员已从下属选民那里收到过有利于鲍林的信件——不过，他也有别的办法让鲍林尝尝他的厉害，他要向全体国民揭发鲍林的真实用心。他手下的人开始将鲍林有共产党嫌疑的活动汇总成一份过硬的材料。

参议院国内安全小组委员会为鲍林举行的第二次听证会日期定在10月11日。在此之前，公关战斗达到了高潮。鲍林打算在报纸上用半版篇幅刊登广告，详细阐述托德对他骚扰的经过，要求所有美国人帮助消除国会几个委员会的“越权行为以及推翻宪法与人权法案的行为”。《纽约时报》以其中含有诽谤性文字为由，拒绝刊登这则广告，但《华盛顿邮报》将这篇文章登了出来。托德则发表了另一篇长文进行反击，辩称他的做法只不过是“基于名誉和理性要求对方合作而已”。鲍林要求听证会延期举行；托德一口予以拒绝。争取公民自由紧急委员会也刊登了一则广告，在上面签名的有上百位自由派人士；托德吩咐手下工作人员一个个审查这些签名的人，看看有没有人与共产党有牵连。《纽约时报》的编辑们将小组委员会这种追查鲍林的行动称为“常规的骚扰政策的一部分”；托德则主动向他认为能够影响公众舆论的人寄去了6月份听证会的书面记录。

10月10日夜里，鲍林在他下榻的华盛顿旅馆外面，收到了一张传票，命令他第二天上午出庭，并要他携带所需的签名记录和转发的信件。

听证室被记者和旁听者挤得水泄不通。其中就有爱娃，她衣着整洁端庄，头戴一顶帽子。但是，小组委员会的座位却空在那里。托德是唯一的一个在10月11日听证会上露面的小组委员会成员，其他委员似乎个个都有要紧的事需要他们亲自去处理。但是，缺乏支持好像并没有使这位来自康涅狄格州的参议员心烦意乱。他在宣布开会以后，宣读了一篇长达12页的声明，辩称他进行这次调查是光明正大的事。读了6页之后，他问鲍林和威林，要是他就此打住，让声明的余下部分记录在案，他们是否介意。威林表示同意，但有一个条件，就是他这份声明在正式发表以前，得让鲍林有机会阅读并作出必要的答复。接下来，托德立即转入实质性提问阶段。你有没有带来所需的签名原件？鲍林已经带在身边，一共有好几卷，且已用红色封面装订成册。

然后，听证会重要的一幕开始上演：你带来了请愿书散发者名单的书面材料吗？

鲍林还来不及开口回答，听证室后排座位上站起来一个很难形容的男子，高声宣布自己就是协助散发请愿书的人之一，并称他因此而感到十分自豪。鲍林回过头来想看看是谁。全场突然响起了一片掌声。此人名为赫伯特·杰赫尔，本地的一位大学教授。他先向托德深深鞠了一躬，转过来又向听众弯腰致礼，然后就坐了下去。鲍林会心地笑了起来。

鲍林然后转身面向托德，回答了他的问题。“我不想让这些人成为小组委员会进行政治报复的对象，”他说。“我本可以同意这样做，使自己得到保护，但是，我必须首先保护那些无力保护自己的人。”他仍拒绝提供散发者的名单。

这一时刻，人们预料托德会站起身来，指控鲍林蔑视国会。会场上鸦雀无声，大家都在屏息等待将会发生什么结果。然而，预料的高潮并未出现。托德只是简单地说，“很好，”然后对他的首席顾问索怀恩使了一个眼色。

这第二次听证会的真实企图终于显露出来了。鲍林不会背上蔑视国会的罪名，但也得不到新的机会充当自我牺牲的英雄。接下去又将是老一套的忠诚调查。索怀恩一句也没有询问散发请愿书的事，却不厌其烦地查问鲍林作为共产主义事业支持者的详细背景。你到过东柏林吗？你是否会见过罗森伯格？你有没有参加旧金山抗议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的活动？

中午休会时，鲍林在大厅里碰到了一个怒气冲冲的年轻人。他对鲍林说，应当将鲍林驱逐出境。鲍林回答道，那可是一个大问题，因为他本人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没有地方可以去。

下午，索怀恩又提出了一系列索然无味的问题——有些问题甚至是荒唐可笑的——你是否清楚，在你的请愿书上签名的苏联科学院院士中，有些人是共产党员？有些问题则别有所指，全是为了证明鲍林已腑首听命于共产党的目标和意图，并且与他们一鼻孔出气。你是否知道，在你的请愿书上签名的人中，有一个日本人汤川秀澍博士，他曾得到过列宁奖金？不，鲍林回答道，他只知道秀澍博士得到过诺贝尔物理学奖①。你是否支持过马丁·卡门在申领护照问题上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