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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易于讨好。这类译法似乎颇难而实在并不难，以我自己的经验来说，要比用白话文还容易得多，至少是容易混得过去，不十分费力而文章可以写得像样，原意也并不失掉，自己觉得满足，读者见了也不会得不加以赏识的。这可以说是翻译的成功捷径，差不多是事半而功倍，与事倍功半的白话文翻译不可同年而语。文言译书不很费力而容易讨好，所以于译者有利，称曰为自己而翻译，即为此故。不过若是译者因为喜爱这本原书，心想介绍给大家去看，那么这是为书而翻译了，虽然用文言于译者最有利益，而于读者究不方便，只好用白话文译去，亦是不得已也。

我把这一段文章引在这里，一面也是说自己的经验，更重要的一面是说明雅与文言的关系，在用白话文译书的时候，三字诀中的雅可以不必要，至多归并在达字里边也就可以了。

（四）　韵文与散文

末了这一节话恐怕缺点顶多，因为是外行人所说的。我不会得做诗，这里说起韵文，乃是上文讲到文言译书，所以连带引起来，想对于用古文译诗的问题说一句话。看来很像是矛盾，我对于有能力的人把外国诗歌译成中国旧诗并不反对，但是自己如遇见书中有诗歌出现，却主张用散文译，无论是连写或是分行，总之都是散文，因为我觉得现在还没有有韵的白话这一体，所以没法子用韵文译。韵文总有它的一种形式，在中国则是如字的有脚韵，自《国风》《楚辞》、诗词以至小调弹词，都是如此。把外国的诗歌要翻成中国的韵文，便必须用上边所说的某种形式表现它出来，这才在中文的译本上有韵文的感觉，大抵愈用古旧的体裁也愈容易译得好，其理由与用古文译书是一样的。不过这也仍旧是为译者自己的利益而说的话，对于读者是否便利，对于原文是否体裁相合，也还是很有问题，即使是同样的问，用《小放牛》调改写《天问》，我想总不能算是合适吧。翻译外国的韵文，在我个人看来总觉得是一件大难事。六朝以来，佛经里有好些韵文作品都译成了中文，如《佛所行赞经》，还有某一种的本行经，全部是韵文，译成了“偈”的形式，这里显示出译师们苦心与独创的地方，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他们不愿意改译成散文，要用韵文呢，那时所有的各种形式总有可以采用的，可是用了便要受约束，不变成大雅也是长篇述祖德诗了，所以他们造出了一种无韵的非散文，沿用“偈他”（gatha或译伽陀）的名称，是专为译述印度原诗用的新文体，至今读了还觉得很有意思。正如《四十二章经》用《论语》《老子》体的文章写了之后，感觉得虽雅而不适合于发挥新事理，乃揉合骈散，成立了晋唐的佛经文体，这里不用骚赋，别造偈颂，意义相同。这给予我们一个教训，便是旧文体纵或可以应用，新时代应当自己去找出途径来。现今想用古诗文各体裁译著的人大概是没有了，但是新的途径也还没有找好，散文方面总算走了几十里路，韵文却没有什么头绪，这是值得去试探寻找的，虽然在我外行人这里毫无意见可以贡献。

重译书与重出书

1951年7月15日刊《翻译通报》3卷1期

署名遐寿

未收入自编文集

重译书究竟是否多是每况愈下，而不是后来居上，我想这很是一个疑问，还得要加以调查研究。顶重要的一点是，重译书与重出书的区别须得分清楚了。重译书是明知道这书已有译本，决心来从新翻译，这里必定有什么一种原因，如不是发现前译有错误，要来改正它，便自信重译一遍，可以更为达雅，才肯费了时间精力来做这样的工作。假如是有这样用意来动手重译，那么在理论上说总不能比前译更差。重出书则是彼此全不接头，同时或前后译成出版，译文虽有好坏，那完全是偶然的，与翻译先后可以说是没有什么关系。有用意的重译，我以为是值得奖励的，一面加上正确的批评工作，使得读者能够择取比较优良的译本，在译者出版者方面也是一种警惕，不好再随便从事。至于译书的重出，除了目的专为谋利的抢译抢印，系属不好的现象外，似乎没有多大的害处。如要帮助读者免花冤钱，可以加重批评，分出好坏来，再来办好翻译工作者通讯机构，交换消息，也可减少重复的翻译。只要译者出版者不专注重利润，对于文化负点责任，出的东西够得水平线以上，重出的版本也有用处。中国地大人多，文化学习日益发达，书籍需用很多，能够供应都是好的，何必限定一本，只此一家的去发行，反而使效用减少了呢。外国常有许多古典著作，翻译至再至三，那既不是谋利，也不见得因为以前名人译本有什么大错误，大抵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