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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可惜！东林党当时眼里的最大政敌，还是“三党”的散兵游勇，没有人警惕魏忠贤。

等杨涟在家听到消息时，王安已不能复生了。惺惺相怜，唯有泪千行！

这是杨大胡子死也不能瞑目的一件事！

杨涟虽然走了，但天启帝改元，朝中气象仍是一新，没有人意识到有什么不妥。

现在的局面是：东林主政，客、魏侧目，天启帝只顾玩游戏。说起来，客、魏甚至还够不上一派势力。东林党人纷纷还朝后，志得意满，有人就想杀“邪党”的威风，出一出万历末年被迫咽下的那口恶气。

他们首先点的一把火，是追论“三案”。礼部尚书孙慎行最先发难，追究已经下野的前首辅方从哲。天启元年四月，孙慎行上疏，说方从哲祸国之罪“不能悉数”，主张“宜急讨此贼，雪不共之仇”。明指泰昌帝之死，是方从哲幕后指使人谋害。这帽子大得足以吓死人！

孙慎行是正人君子，但思维未免太过偏激。他认为，方从哲在叶向高离职后，独相六年，而“三案”和辽事大坏、丧师失地，都是在这期间发生的。方从哲作为首辅，不图振作，首鼠两端，所以说肯定是历史罪人。

其实这个思路有很大的盲点。万历年间的一切事情，要负总责的，无疑是万历皇帝。方从哲的过错，不过是他不敢抗争而已。至于他是否真的打算误国亡国，没有证据。说他这期间没有政绩或者说浑浑噩噩都是不错的，但是换个角度考虑，如果他真的有主见，恐怕万历皇帝也不会让他当六年的独相，早把他撵下台了。

孙慎行的奏疏递上后，天启帝只是例行公事地发下，让大家讨论个处理办法，结果引起了一场空前的大争论。东林中坚分子魏大中等人，坚决支持孙慎行。而方从哲的势力则群起反驳。两边一开仗，给魏忠贤的崛起造成了大好时机。

清人赵翼说，三案“纷如聚讼，与东林忤者，众共指为邪党”（《廿二史札记》），说的就是东林门户之见太深，容不得人。

其实方从哲在泰昌元年年底，就因舆论压力太大已经自动引退，这说明他还是有一定廉耻心的。如此来打落水狗，痛快则痛快，却造成了新的动荡与分化。很多事情从此有了不可预见性。

孙慎行的“你为什么不忏悔”之举，是后来局面恶化的最初起因。后世史家一般都认为这是多此一举，甚至还有人认为，他的这个过错不可饶恕。

我们再来看与顾宪成、邹元标同为东林“三君”的赵南星，在天启三年（公元1623年）也有过极端的做法，好心不见得办了好事。

赵南星在明末曾两次主持京察，因而名声大振。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出任吏部考功郎中，为吏部级别最高的司官，与吏部尚书孙鑨一起主持当年的京察。

这人的敬业精神很不得了。据《东林列传》载，京察最忙时他伏案良久，全神贯注，有蜘蛛在他耳边吐丝结网仍浑然不觉。他是个疾恶如仇的人，使起铁腕来六亲不认，一律秉公澄汰。就连孙鑨的外甥吕胤昌、阁老赵志皋的弟弟、赵南星本人的姻亲王三余，也一样被免职。一时之间，朝野称快，谓此次京察为大明立国二百年来所仅见。

赵南星如此干法，触怒了当时的内阁首辅王锡爵等，发动言官围攻他。最后，赵南星被削籍为民。闲居26年后，于泰昌即位后方才还朝。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任左都御史，一年后任吏部尚书，再次主持京察，“慨然以整齐天下为任”。气概固然是好，但不免“持之过甚”。

前哨战从一开始就已打响（4）

这次他旧事重提，指责给事中亓诗教（齐党）、赵兴邦（浙党）、官应震、吴亮嗣（楚党）过去曾“结党乱政”。——这几个人，确实曾为郑贵妃张过目，但那已是陈芝麻烂谷子了。郑贵妃在万历帝死后淡出舞台，三党也全部瓦解，大可放过不提，以利于稳定。但赵南星不放过，他写了一篇《四凶论》，要扒这四人在“先朝结党乱政”的画皮。其意气用事，“一如为考功时”。

这也是一件为渊驱鱼的事。

著名的明清史家谢国桢有高见，认为此举是逼近三党做恶人，“教他们无以自新之路”（《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

赵南星老先生的文笔很好，著名的《明清笑话四种》（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里的《笑赞》，就是老先生的大手笔。里面的《屁颂文章》、《贼说话》、《和尚》等篇，是能让人笑爆肚皮的。可惜，他打击起政敌来，却没有这种宽松心态。

在这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