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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翻看了一下《建国大纲》，然后问孙中山：　“先生这个大纲第一条规定：　‘国民政府本革命之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以建设中华民国’，不知道在这种硬性的规定之下，是否允许其他党派存在？”

张国焘认为，他提的这个问题是个根本问题，是针对孙中山的“以党治国、以党建国、以党训政”这些观点而发的。尤其是对于国共两党合作，大有关系，触及了党外合作和联合战线的根本所在。而他在那种场合提出这个问题的用意，是要让孙中山和在座者了解他的基本看法。张国焘：　《我的回忆》（第1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315页。

孙中山听了张国焘的话后，没有作出答复，只是转而征询其他在座者的意见。

叶楚伧则说：　“这个大纲是经孙先生长期研究而写成的，其中一切问题必有妥善解决的办法。我们如能详加研究，便可获得深一层的了解。”

张国焘讨了个没趣。但他并未因此而有所收敛。

在鲍罗廷处，他向鲍罗廷提出了国民革命中应否允许其他革命政党存在的问题。得到的答复是：　“这不是提出辩论的问题，而是实际做的问题。如果中共有力量存在，是没有人能够抹煞的。”鲍罗廷的解释得到了多数同志的附和，大家都认为这次大会是国民党办喜事，要求张国焘不要提出这个难于解决的问题。李大钊也说：　“你这个意见固然不错，但提过一次，就足够了，可不必再提。”

但张国焘却总是抑制不住想发表自己的观点。

他在见到即将担任国民党组织部长的谭平山时，问道：　“你预定担任国民党组织部长，可是又跨有共产党党籍，如何能用严格的纪律去管这样众多的党员和党的组织呢？”

谭平山告诉他：　“我担任这个职务已经有两个多月了，并未发生什么困难。我相信只要党章规定了严明的组织和纪律，执行起来是不会有问题的。”张国焘：　《我的回忆》（第1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316—317页。

当大家都沉浸在国共合作的热烈气氛中的时候，张国焘这样做，连他自己也觉得仿佛成了“专泼冷水的人”。在这种情况下，他认为只有两个选择：　一是不顾一切地提出自己的主张，其结果可能会遭到中共党内多数同志的反对和国民党人的不满；一是保留自己的意见，趁早离开广州，以待机会。

党内同志大都了解张国焘的想法，有意无意间表示希望他选择第二条。所以，在代表大会还没有召开之前，他已做好了北返的准备。

1月2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开幕。

1月23日，张国焘以筹备全国铁路总工会为由，请假离开广州。

说来颇令人费解，张国焘回到北京后，对苏联代表斯列帕克谈到国民党一大时，却全然是另一种口气。他告诉斯列帕克：　他不但钦佩孙中山本人，而且非常赞赏那里卓有成效的工作。他说：　“现在同志们中间已经不存在是否必须同国民党一道工作的问题。现在都非常乐意做工作并且表现出很大的积极性。”以至于一直对国民党不怀好感的斯列帕克也十分肯定地认为：　“在共产党内，在要不要同国民党一道工作以及怎样工作的问题上，应该说，现在不会再有任何分歧意见，现在共产党人会同国民党一道工作，并且能在那里领导这项工作。”《斯列帕克给维经斯基的信》，《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407—408页。

孙中山手书的国民党中央执行

委员会候补委员名单

无论张国焘出于何种动机来表达自己对国民党一大的看法，事物总是按照自己的预定轨道发展变化着。国民党一大后，在国共合力推动下，革命形势迅速发展，这不能不使张国焘感到震动，但他还是固执地保留着自己的看法。这样，他认为与其积极地提出自己的反对意见，导致无穷的烦恼，还不如消极地对待国共合作事宜，尽量不去参与。所以，当李大钊传达国民党一大选举张国焘为候补中央委员，并要他到武汉去担任国民党分部的工作时，他便以种种理由拒绝了。

而对于国民党北京执行部的工作，张国焘虽为其成员之一，却很少去办公。偶尔去一次，也是敷衍了事。当国民党员丁维汾提出一些事情和他商讨时，他也总是很客气地请丁做主，自己从不提出异议。

就这样，他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