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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愿不会有什么问题。”孙晋说。

“就是有一点色素，不会有问题的，”罗苏维说，“俄罗斯人胃口好，你没听他说吗，他的同胞还吃蟑螂。”

“那是酒话，不要再传播了。”孙晋说。

罗苏维常来找孙晋，因此她也成了我的朋友。后来我发现，孙晋还是罗苏维的“家长”，我曾看见罗苏维从学校带回一张表格，说：“请家长同志签字。”孙晋接过表格看了看，然后郑重其事地在“家长”一栏签上自己的名字，这一切看起来十分自然。其实孙晋一直都在扮演家长的角色，罗苏维上学的费用除了政府补助一部分，其余的都由孙晋负责。像这一时期大多数干部一样，孙晋个人很俭朴，但他对罗苏维却近乎奢侈。他们的关系像兄妹，像恋人，又什么都不像。可能是由于政府干部的身份，孙晋平日出言谨慎，后来在一个雨夜里，就着花生米和咸菜，我和孙晋喝光了一瓶烧酒，酒后孙晋说了很多实话。

罗苏维的父亲罗北辰是唐河中学的教务主任，因参加抗日救国会死在安东，光复后，罗苏维的母亲也离开了唐河，我想大概是改嫁了。罗苏维平时住校，逢星期天学生回家，罗苏维便要到孙晋这里来。孙晋是罗北辰的学生，他和罗北辰不仅是师生，还是一起出生入死的同志，当年罗北辰被抓到安东，因熬不过酷刑咬舌自尽，至死没有出卖任何人，而孙晋正是罗北辰领导的那个抗日地下组织的会员。孙晋说他们那一拨有十几个人，只要罗老师一松口，后果是不可想象的。罗北辰近两年才被追认为烈士，而以前他的身份一直有些暧昧。在确定罗北辰身份的时候，有人曾提出异议，一是他死得不光彩，再是他的组织有国民党背景。据孙晋说，他们那个组织完全是自发的，入会者都发了血誓，除了斗争经验，会员们还要掌握各种自我解决的技巧，在必要的时候不留活口，比如背对前方从疾驶的警车上跳下，以最短的助跑触碰坚硬的墙壁，也有罗老师选择的咬舌自尽。孙晋对各种自杀方式的津津乐道令人咋舌，他掌握的数据也令人信服，据他说，如果车速是六十迈的话，一个人背对前方从车上跳下去，后脑触地的一刹那，会产生一千五百公斤的作用力，一千五百公斤作用力足以使人颅脑破裂，当然，还需要参考另一些条件，如人的体重和地面硬度。“如果是唐河街道的石板路面，”他说，“效果会更好！”或许发现我难以理解，孙晋解释说会员们掌握种种自我解决的技巧，不能简单地认为是怯懦，既然日本宪兵研究的刑具是针对活人的，我们就给他留下一具尸体，这没有什么可指责的，因为真正能挺住科学酷刑的人毕竟不多。提起那个组织的性质，孙晋说县上那些人简直就是不懂历史，尤其是那些关里过来的干部，他们认定，既是抗日组织，必定得有共产党参与，他们多方调查，要找出我党参与的痕迹，结果发现，偌大的唐河竟找不出一个共产党，即使唐河北部山区的抗日武装，也多是由蚕民、猎户甚至是胡子挑头拉起来的。倒是罗北辰一份油印的小册子《　论苏俄的集体农庄　》　让人们兴奋了一阵子，于是便认定他是唐河“共运发起人”、“地下党”，当然，那份材料便“填补了唐河共运史的空白”，只是作者“隐蔽”得好，至今不知道他隶属哪个支部或小组。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孙晋的朋友（6）

“净扯*蛋！”孙晋说，“罗老师向往苏联，可我敢断定他不是共产党。”

我同意孙晋的看法，我说罗老师要真是共产党的话，他该注意隐蔽，绝不会给女儿取一个有政治倾向的名字。

“都是他们硬给加上去的，”孙晋说，“我了解罗老师，他称呼八路军是‘阎锡山的部属’、‘*的军队’，你听听，共产党有这样说话的吗！”

另一个常来的客人是女县长温丽新。温丽新住在政府院里，晚饭后她习惯沿唐河河堤散步，经常到孙晋这里坐坐。有时候她会要点腌香椿带回去，她还喜欢青葱，赶上我们拔了葱放在地边，她就蹲下来，一根一根择干净，然后整整齐齐地码放在一起。大概是因为生葱浓烈的气味吧，女县长从来不吃生葱，只是莫名其妙地喜爱，就像不抽烟的人喜欢烟卷。

温丽新是关里人，光复后随工作队来唐河，先在县政府工作，后来到步云区当区长。国民党新编第六军占领唐河的时候，共产党的区、县政权悉数南迁，撤往苏军控制区，温丽新没走，她带领区中队在山上打游击。当地流传着很多关于温区长的传奇故事，说她曾夜入国民党的县政府，把县长大印掠走，还捎带着拜访了县长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