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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主张，简体字是相约俗成的习惯，是生活必需。追忆当年“五四”前后推动新文学革命，实赖北洋军阀不抵制，才让国语课本迅速改为白话，因此简化书写应从取消禁用简体字的命令开始。但他澄清，并未全面强迫使用简体字。

罗家伦强调中国文字需要简化才能保存，文字简化可节省时间，才能多花力气在学术而非文字上，让新文化运动得以展开；胡适在中国语文学会座谈中也呼应，简体字是新文###动的一部分，简则易行，对发扬文化关系重大。但背负被质疑隔海唱和的大帽子、红帽子压力，罗家伦显然已无力回天。

反对者在台湾“立法院”集结力量，批判简化字容易混淆、失去文字原有意义，甚至毁灭文化，因此全面简化只是破坏传统文字与六书原则，并未改革，必须坚决反对。由于台湾“###”开始发放罗家伦所撰《简体字运动小册》，将内部讨论的简体字公之于世，更引发反对派强烈不满，造成强势反弹，最终让简体字运动胎死腹中。

1956年6月7日，台湾当局通过“###”公报宣称，中国共产党为“毁灭传统文化”，所以推行拉丁化之简体字，破坏结构，混乱形声，必须急速彻底予以纠正；并规定各校学生作业均应用正楷，不得写简体字，并且书写文字必须一律依传统由上而下、由右而左，不得横排或横写。

“文坛祭酒”配合国民党“文化清洁运动”

在国共对立的年代，罗家伦不避讳可能与中国共产党主张呼应的嫌疑，从语言工具角度出发，要求改革和简化中文字体，不仅阐明了他的历史和文学观，也彰显了自“五四”以降中国文化中愈加稀薄的道德勇气。但半途而废，也暗示了罗家伦在国民党政府内远离核心的窘境。

国民党面对来自彼岸的压力，以及岛内由雷震、殷海光等主导的《自由中国》杂志通过舆论对蒋介石统治进行的强力批判，决定由“立法院院长”张道藩领军，发动台湾文坛的政治路线与报道内容清洗；借重申政治与主义的重要性，强调要建立“三民主义的文艺政策”。　。。

罗家伦　被政治消磨了五四光芒（6）

根据张道藩的理念，文学不能是单纯的休闲或美学，文艺作品必须配合整体的备战心态，所以他在1952年5月5日以台湾“中华文协”理事长身份，提议文艺界应配合时代需要，从事文艺复兴，“率先向大陆进攻”，让文艺界成为“###的最前哨”。

蒋经国自担任台湾“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开始，也大力提出“让文艺到军中去”的号召，坚持发展“战斗文艺”；罗家伦则以蒋介石的“国策顾问”身份，兼任蒋经国主管的“总政治部”心理作战组召集人。另一方面，在蒋介石刻意主导下，张道藩、罗家伦、陈纪滢、王蓝等人，发起“文化清洁运动”，从文章的创作、形式、主题上“全面净化”，掀起新一波文艺管制风潮。

由于台湾民间各种揭发社会黑暗面，盼借小道消息求报份业绩的报道，“陈腔滥调、蛊惑人心”，不利于国民党执政、备战，因此国民党政府决定成立“文化清洁运动专门研究小组”，发动各种文艺社团，扫除“赤、黄、黑”三害运动，以正“文坛歪风”。

1954年7月26日，台湾的“中国文艺协会”由陈纪滢出面，在国民党党报《中央日报》上撰文，发起“文化清洁运动”，主张铲除各种“内幕”杂志恶行。

同年8月9日，台湾文教界展开“文化清洁运动”，并以蒋介石所著《民生主义育乐两篇补述》为纲要，要求文化界必须“反对赤色的毒、黄色的害、黑色的罪”。宣言强调，“三害”让文化界蒙羞，摧毁军民身心健康，伤害“###复国大业”，为了“消灭共谍”，必须拒绝淫乱、猥亵、靡靡之音；并指出揭露社会黑暗面的黑暗新闻伤害台湾建设进步，引诱青年堕落，必须彻底铲除，“不能让三害以言论自由为名，享有造谣惑众的自由、伤风败俗的自由、诽谤的自由、危害国家民族的自由”。

“文化清洁运动”在蒋介石与国民党文艺班子的推动下全面展开，让文化界面临思想与路线压力；“文艺协会”等单位又要求文字工作者“加入###复国的文化战斗行列”，创造新文化，誓言“绝不做三害帮凶，绝不与三害制造者做朋友，全面铲除三害之祸”。由张道藩、罗家伦、程天放、陈雪屏、张其昀、陈纪滢等人担任委员的“中华文艺奖金委员会”，通过文艺奖金诱使创作者配合